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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有关民事再审的几个问题

李林 黑龙江省孙吴县法院

论文提要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中，对申诉问题未作规定，对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期限和法定事由的范围规定亦比较宽泛。本文根据我国审判机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设想。全文6000字。
以下正文：
民事再审程序，也称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通过重新审判加以纠正，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时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方法。民事再审程序不是每个民事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符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实际情况的一种防错纠错程序，是实现民事审判监督的法定形式。依照民事再审程序纠正错判案件，对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适用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关再审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是理解问题，有的则涉及到程序制度的规范问题。下面，笔者就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申诉问题与再审制度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比较多。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或对案件提起再审，或向申诉人进行解释工作，而其中大部分都不存在问题。但有些当事人，虽经解释和通知驳回，他却一再申请，到处申诉。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反映申诉无着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除了提高办案质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外，其中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再审制度中，对申诉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对当事人的申诉，未做出明文规定，而只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条件和期限。那么为什么没有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申诉问题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立法时考虑的是，申诉、控告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民主权利，而不是诉讼权利。同时，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已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所以，对于申诉，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加以规定。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因为申诉是当事人的民主权利，所以任何案件的当事人，只要他认为有申诉的必要，就可以申诉。既没有时间的限制，又没有规定申诉必备的事实和理由。同时，正因为未将申诉作为诉讼制度来规定，对申诉无理由的，只能以“通知”的形式驳回，而不是用裁判的形式驳回。加之“通知”不具有裁判的约束力，所以今天驳回，明天他又来申诉。下级法院驳回，他又到上级法院申诉。因申诉属民主权利，所以凡有申诉就要做出答复。特别是各级人大、党委，在接受当事人的申诉后，亦要求人民法院做出答复。这样使得人民法院处理申诉的工作量很大。并且，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判后，纠纷各方的权益因终审裁判而确定，并已进入到经济活动的运行中。但不断的申诉，不断的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申诉可能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得当事人双方胜诉的不放心，败诉的不甘心。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巨大的挑战，亦给人民法院终审裁判的公信力和国家的司法权威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笔者认为，民主权利与诉讼权利是一致的。一般而言，诉讼权利是民主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诉讼制度决定了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但是，民主制度与人民的民主权利表现在诉讼上的形式是什么呢？是具体的程序制度，是从一系列的活动及其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据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民事诉讼中的申诉与其他场合下的申诉是不同的。他是以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身份提出申诉的。他虽然表现为对人民法院的裁判有异议，但实质上仍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他要求解决的不单是人民法院对他个人权益如何确认的问题，而且是要求人民法院对他们双方之间的争议重新做出裁判。因此，诉讼上的问题要用具体的诉讼程序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能只以一般的民主权利问题予以对待。既然确定了申诉，那么就应规定与之相适应的适合诉讼特点的具体解决方法。笔者设想，可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确定两部分，一为审判监督程序，一为申诉程序。在申诉程序中，限制提起申诉应该具备的事实和理由，明确申诉的期限和次数，确定申诉案件的管辖法院，以及不得提起申诉的案件。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规定，未经上诉的民事案件不得提起申诉，申诉只能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不得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提起申诉；申诉只能提起一次。同时，不再对各种途径转到人民法院的申诉进行复查。其次应将提起申诉的法定事实限定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影响案件的实体公正。最后，应确定判决离婚，放弃继承权之类的案件，不得提起申诉。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积极性，又可以正确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将这两方面积极性，通过适当的诉讼程序制度结合起来，既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证裁判的正确性，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同时，将申诉问题纳入诉讼程序的渠道，在保证当事人申诉权利的原则下，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申诉。防止有的当事人到处申诉及没完的申诉，以及避免处理申诉问题不及时的现象发生。
二、重新确定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且后者目前在中国更为快捷。因此，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来源多来自法院内外部的领导批示交办的案件，各级人大或人大代表交办的案件，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等等。这类案件的大量涌来，把本来就不宽敞的再审渠道塞得满满的。如不下大力气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时，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亦是导致人民法院终审裁判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应取消或限制人民法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程序和人民检察院依据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是否要求进行再审，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因为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应当由他自己决定是否再次进行诉讼活动，这样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自由意志，追求经济效益的基本要求。因此，只有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提起再审申请，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应具备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并且，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告诉权是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人民法院不应越俎代疱。而应在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偏不倚，居中裁判。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又自己审理案件，背离了诉、审分离的原则，亦有损人民法院中立、公正的执法形象。同时，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民事案件抗诉的规定，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力量失衡，从而形成了诉讼程序中的力量不对等，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作为国家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应主动干预属于私权范围的民事案件。如属于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裁判错误的，应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
另外，再审程序的提起有特定的时间要求。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两年内提出。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或抗诉则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法院、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法定的提起再审或抗诉的事由，随时可以提起再审或抗诉。这种时间不同的要求，违背了在民事活动中所有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享有上述不受时间限制的特权，实际上亦把自己置于永不安定的状态。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重新确定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的主渠道。
三、确立程序公正的执法观念
我国长期以来强调程序的外在价值，认为程序是保证结果正确的工具，它本身没有独立于裁判结果的价值和意义。各项诉讼的具体程序环节和步骤设计，不过是达到实体正义的手段。设立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审判监督程序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追求。而笔者认为，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模式在设计上存在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即公正与效率，以及这两个价值间的平衡。而司法公正主要就是指对当事人程序的公平，而不是指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只要法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中立的裁判，就做到了司法公正。即使裁判没有实现实体正义，也不能认为是法官执法不公。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不可能查明所有案件的客观事实。追求客观真实是法官崇高的理想，但理想始终代替不了现实。世界是可知的，人们认识世界需要时间。法官在有限的诉讼时空内，只能认知案件的法律真实，无法认知客观的真实。因为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不可能在审判案件时还原，所以，只有依据案件发生时形成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摸拟当时的客观事实。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法官因不能复制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审判活动使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再现，所以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独立的进行思考，从而使自己对案件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法官就无法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案件的事实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实体裁判就不能做到完全公正。当然，追求实体公正和客观真实是案件审理的初衷和归宿。但是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法定轨道，“越轨就要翻车”。并且，当事人最直观的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特别是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以后，审判监督工作应该纠正“有错必纠”，片面追求裁判实体公正的指导思想，确立程序公正的执法观念。在适用再审程序审理案件时，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并重，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四、确定受理再审之诉的法院和申请再审
的次数，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四级法院都有权受理再审之诉，但是谁又都可以不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再审应由上一级法院进行，当事人只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由于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原审承办人或与原审案件有关的人迫于各种压力，尽管原判有误，也要想方设法的设置各种障碍，给再审程序纠正错案带来许多人为的阻力。让上一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有利于避开上述矛盾，在客观上有利于发挥审判监督庭的监督作用。同时，让原审法院进行再审亦是违背审判规律的。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再审是由原审法院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行上一级法院再审也是我国现实的需要。虽然我国的基层法院都相应的设立了审判监督庭，但事实上，由于本身受到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少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庭都没有从事“真正的审监工作”。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无米下炊”，所以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案件评查。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民事审判工作相对比较繁重的时期，基层法院没有必要设立审判监督庭。而应该让审判经验相对丰富的“审监干部”，冲到民事审判第一线才好。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减少再审案件的发生。而且，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由上一级法院审理后，基层法院终审的案件当事人就不需要向基层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了，而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即可。
另外，笔者认为，应该对申请再审的次数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再审程序中加以限制。按照现行的再审程序，基层法院再审后，当事人如对裁判不服，可以行使上诉权，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中级法院的审监庭并不审理再审上诉案件，而是由案件的对口审判庭审理。就民事案件的再审上诉而言，即由中级法院的民一庭或民二庭等审判庭审理。再审案件的二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若不服，仍可以向中级法院的审监庭或高级法院的审监庭进行申诉。对高级法院的裁判不服还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从而寄希望于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导致了再审诉讼程序的混乱，同时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起我国审判历史上罕见的反复申诉、反复再审的离婚案件。这就是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的李阿显与陈平权离婚案。该案诉讼历时18年，先后判决、裁定12次。这不仅在程序上对两审终审、证据时效、审限制度等是一种自我否定，而且在实体认定上也使得相关案件是非难分，无法下判。这种做法不仅对当事人是诉累，也耗费了法院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进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得不偿失的。并且不断的启动再审程序，使得法律所调整的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身份关系等始终处于悬置状态，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与诉讼中所涉及的“一事不再审”原则，诉讼请求范围规则、法律争议排除规则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既判力不仅体现对案件所涉及的权益关系已作了裁判，而且对相关的人、相关的权益关系也作了了断。由此说，一个终审裁判，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随意改动的。所以说，作为审判救济的再审程序，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必须严格加以限制。笔者认为，一次审判救济足矣。同时，应在再审程序中明确规定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笔者认为，以下3种裁判不能再行启动再审程序。首先是在一审裁判后，没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的判决。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认为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有错误，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予以救济。允许当事人未经上诉而提起再审，为当事人滥用程序上的选择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为避免上诉风险而刻意规避上诉程序等待再审程序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上诉审程序的制度功能。其次，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申请再审。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亦可以申请再审，那么当事人的纠纷将永无终审之日，人民法院的裁判，亦就不会有司法权威和社会公信力，其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最后，应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时间加以限制。如果当事人在限制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请，那么逾期后，他就将不再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2年。笔者认为时间过宽，应予缩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的调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和调取证据的积极性，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 考 文 献

1、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梁书文、回沪明、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3、沈德咏主编，《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4卷


法院应严格审查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作为法律执业者，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法院审理有关股东资格确认方面的诉讼，其中多半属于个别企业或股东为逃避债务有意安排的“假”诉讼。因为在此类诉讼中，原告一般是公司或企业，而作为被告的股东（公司或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对第三人也已经负有重大债务；且原、被告双方就提请法院审理的事实无任何争议，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认可或主动放弃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当事人进行诉讼并要求法院判决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对此类案件，法院也一般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便成了当事人逃避债务的法律“庇护者”。
本文将对有关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确认、丧失或确认之诉方面的法律问题作些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引起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坚决杜绝和打击利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逃避债务以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

一、有关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法律之确认
依据各国公司法、企业法关于公司或企业股东身份确立方面的规定，股东是指向公司或企业投入资金或认缴出资并在相关章程上签名或盖章、或持有公司或企业股份、或因受赠、继承、继受等法律或事实原因取得公司或企业实际出资权益并依法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以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例，股东是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公司增资或发行新股产生的公司股权或股份持有者。按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备置股东名册，专门记载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等事项。
股东名册的效力在于：公司认定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享有股东的各项权利；虽出资发生转让，而未将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公示的法律效力，是确认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的最终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拥有公司股权属于要式法律行为，非经登记等相应的法律程序，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隐名股东（俗称“暗股”）或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名义股东是不具有合法股东身份者，公司可随时停止其所谓的“股东”权利。
实践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兴办经济实体或公司企业的党政机关干部或公司章程约定不得成为股东的人作“隐名股东”的情况，也存在不实际出资，专门替他人“挂名”作工商登记备案股东的人。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往往私下订立有关的“委托持股”协议或合同来具体约定有关股东权利的实际享有和义务承担，但此种协议或合同往往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范畴，且此类合同或协议对公司或第三人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若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就公司股权或股东身份产生争执，隐名股东即使是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也不能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的真实股东。如果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则意味着法律关于股东必须进行工商登记的要求纯属多余、无任何实际意义。
对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股东组成处于随时可变动状态之中，所以法律要求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必须是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公司股票一定交割日前持有公司股份的人。为便于公司履行对其股东的通知义务，股票已公开上市流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股东资格或身份作此种界定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二、有关股东资格丧失的几种情况
正常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存续，股东资格一直保持。但下列情况之一，构成股东资格丧失：
（一）所持有的股权合法转让者。股权转让是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丧失最常见的形式。股东若不想再保有其股东身份，依据《公司法》或其他企业方面法律法规及有关章程或协议约定，其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将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转让给同意受让其股权的其他股东或第三人。股权受让方经工商变更登记后成为公司或企业的新股东，股权转让方的股东资格也因工商变更登记而丧失。
（二）不依章程约定履行股东义务，而受到除名处置者。公司或企业股东的主要义务包括：1、足额缴纳出资；2、在公司或企业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3、遵守公司章程；3、对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诚实信任；4、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5、其他依法应履行的义务。此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公司或企业与股东或股东相互之间产生合同法律纠纷，若股东相互间不能达成和解协议，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对股东资格是否继续存续作出判定。
（三）因违法犯罪受政府或法院刑事判决处罚（如没收财产）而被剥夺股权者。股权属于一种财产权益，当此种财产权益的拥有者触犯国家法律而招致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对其作出财产方面处罚时，其股权可能依法被强制冻结、拍卖或依法作出其他处置，股权的拥有者便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其股东资格便依法丧失。
（四）其他合法理由，如作为股东的自然人死亡或法人破产倒闭、公司或企业被依法注销。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原股东资格丧失或消灭后，其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将依法取得或继续持有其股东权益，成为公司或企业新的股东。

三、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和理由
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按原告主体是谁进行划分，可分成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另一种是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下面对两种表现形式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理由分别进行叙述：
第一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又分为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虽然对公司或企业成立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
第（一）种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隐名股东”。因为我国法律目前不承认“隐名股东”的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尽管被诉主体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被诉主体的股东身份对公司或企业不产生法律效力，其若强行向公司或企业主张其股东权利，公司或企业可以对其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其投入的所谓资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股权法律关系。
第（二）种情况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按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要求必须在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若存在第二种情况，应由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提起出资协议或合同违约之诉，而不能由公司或企业直接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若经工商登记的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更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被诉主体已经实际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当然，此种情况下被诉人的出资款可能是公司或企业其他股东代为垫付的，被诉人与垫付出资款的股东之间将形成民事上的借贷法律关系，此种借贷法律关系独立于被诉人对公司或企业履行出资义务所形成的股东身份法律关系，对被诉人股东身份不产生任何法律影响。在此种情况下，若公司或企业对被诉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之诉，被诉人不作任何辩解，将自己的股权同意变更到其他股东名下，极有可能属于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故意转移被诉人股权财产的行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资本金已全部出资到位，谁是公司或企业股东，也不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资产利益，公司或企业无权或没有利害关系（即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其任何股东提起此类诉讼。法院对此类诉讼应进行严格审查，不应予以受理。
第二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的理由又分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在公司或企业成立时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四）被诉主体是公司或企业的“挂名股东”，原告是替“挂名股东”向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
第（一）种情况一般指公司或企业非法集资或借贷形成的情况，原告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不能得到支持。实践中，许多公司或企业因资金匮乏，于是便私下招人集资入股，但这些所谓股东（集资人或出资人）的名称却没有进入工商登记档案。当公司或企业效益转好时，企业不想让这些集资人或出资人参与分红。于是这些自认为股东的出资人便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在此种情况下，尽管原告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其股东身份便不应受法律保护，其向公司或企业投入的所谓股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按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但若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公司或企业确实是从事了非法集资或借贷行为，其也应当受到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惩罚。
第（二）种情况虽然符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但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支持还要看具体情况。因为现行《公司法》要求在公司成立时，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在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内，原告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应得到确认；如果已经超过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尽管原告表示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但是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以股东会或董事会名义）拒绝同意或接受原告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不应得到确认；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往往是在公司或企业被大股东操纵时造成小股东权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发生的，严格来说应当属于侵权之诉，股东资格确认只是审查侵权时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一个步骤。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身份无须再单独经法院判决确认。
第（四）种情况实际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纠纷，不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立案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挂名股东是工商登记的实际股东，尽管原告已经代替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从法律看，二者之间只能视为一种借贷法律关系。原告若想取得股东资格，应同挂名股东协商进行股权转让；若挂名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原告只能起诉其偿还欠款；在法院判决后，当挂名股东无实际偿债能力时，原告可申请执行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但原告直接起诉挂名股东要求替代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东身份是不符合诉讼法对诉讼标的的基本要求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真正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正当理由或条件是不多见的，因为法律关于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即以股东名册、公司或企业章程、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等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为准，真正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
既然如此，现实中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的股东资格或身份确认之诉呢？难道是当事人在故意给自己找麻烦？难道是法院乐于审理此类案件？实践中，我们确实发现几起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法院都是通过判决形式来支持公司或企业（实际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原告提起的股东身份确权之诉的，工商部门也是依据此类确权判决来为当事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本来通过正当的股权转让手续就能顺利实现股权转移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呢？是画蛇添足呢？还是想掩耳盗铃？其间的奥秘希望大家都能悟到，尤其是作出此类股东资格确权判决的法院更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受理此类案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莫要再继续充当那些别有用心企图转移自己的股权财产以期逃避债务的不法分子们的合法“庇护者”了！

2005年11月28日

王政律师－－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010-84985858/5959/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