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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初探

沈思言 王羽

[摘要] 作者在卫生部学习期间发现我国当前的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医师和患者的权益保护需要引进或开发新的解决机制——医师责任保险。作者在文中对医师责任、医师责任保险的概念作了阐述，进而对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途径和几个主要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虑和分析，并提出尝试性的建议。以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基本的理论性基础。
[关键词] 专家责任 医师责任 医师责任保险

导言

生命健康权为一个自然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当人们有了疾病往往求助于医师，若是因为医师的过失行为，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而没有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反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患者的身体和精神损伤乃至剥夺了患者的生命，那么，患者的权利就呼唤着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和救济。
然而，医学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侵袭性和高度风险性的科学，人类自身组织器官、疾病发生的原因研究都具有未知性，人类个体的组织器官存在差异性，以致医师在当前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是死了最为积极的医疗行为，仍不可能保证总能达到预期的治疗结果。有时候当病人达不到治疗期望时，就会向医院或者医师提出赔偿要求，无论要求是否合理，得不到满足时往往会产生医疗纠纷乃至恶性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医疗纠纷的发生显著增加，据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进行调查，近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金额为10.81万元，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总金额为92万元。2000年湖北省发生一起龙凤胎脑瘫患儿诉医院护理不负责案，医院被判赔286万元，更是令国内所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震惊。从某种角度上说，医方和患方都是医疗行为的受害者。如何能使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切实保护和救济，同时又使医师的不可避免的职业风险得到合理的转移，以解决日渐突出的医疗纠纷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在原有的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方式和途径。

一、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含义

什么是医师责任
要了解此概念，我们首先要了解专家责任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专家，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得到执业许可或资格证书，并向顾客或者当事人提供专门服务的人。依此标准，专家及其执业活动一般都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受过国家所认可的某一方面的专门职业教育和训练（如高等学校的医学、法学教育）；（2）具有由国家的专门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业协会所颁发的从业执照（如律师的执业证书、注册会计师证书）；（3）他们以其专业知识和执照向社会上的当事人或者顾客提供智力性的专业服务，并从中收取报酬或者其他类似的回报；（4）与其所服务的对象即顾客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别的信赖关系。
在我国目前阶段，专家主要包括（1）律师；（2）医师（医生、护士、在医疗部门从事技术工作的其他专门人员）；（3）注册会计师；（4）建筑师；（5）公证人；等等。
专家责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是指具有特别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执业）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医师责任是一种专家责任。
从法理的角度说，医师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即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合法性等。但是在法律上作为平等主体的一方当事人——医师，因其受过国家所认可的专门的医学教育，具有医学的知识和技能，与另一方当事人——包括患者与健康者（如要求医疗美容健康者），因专业知识的严重不均等，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患者在法律上本应当平等的医患关系中实质上处于了弱势地位，依“公平”的理念，医师对其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行为（Negligent Acts）、错误（Errors）或疏漏（Omission）或业务错失（Malpractice）致接受医疗方遭受损害，除因属职务行为而由所在医疗机构进行赔偿以外，其本身作为与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公众相对应的专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负有医师之专家责任，对患者进行赔偿。

什么是医师责任保险
医师责任保险为台湾的称谓方式，我国大陆目前称之为医师职务责任保险，西方称为医疗过失责任保险（Medical malpractice Insurance）或专家责任保险 (Professional Liabiliaty Insurance)，是责任保险史上最为现代的一个险种。所谓医师责任保险，就是指被保险人（医师）在执行医师业务时，因为过失行为（Negligent Acts）、错误（Errors）或疏漏（Omission）或业务错失（Malpractice），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病人体伤或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医师）负担赔偿的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的时候，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医师）负赔偿的责任。
医师责任保险不同于医疗责任保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迥然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医疗机构。因为我国也没有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个别保险公司尝试设立了医疗保险条款，并且将医师责任也包含了进去。如：2000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申报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医疗职业保险条款。其保险对象是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的医疗机构及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
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并非新创，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均有相应的制度，并已经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实践证明实行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在学理上通过找到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契合点达到对侵权行为法理论探究和完善；在实践中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对患者权利的救济、医师职业风险的转移、降低医疗纠纷成本、提高解决医疗纠纷效率等问题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借鉴、研究和学习。

二、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完善原有的赔偿主体定位和赔偿机制的不科学，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
原来的医疗过失赔偿，在民法理论上将医师的医疗行为视作一种职务行为，责任主体是医师所在的医疗机构，医师并非责任承担的主体。虽然有些医疗机构赔偿完毕后会向主要责任医师追偿，但这属于基于二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内部的纪律约束，并非将医师视作拥有独立的责任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原有的医疗损害赔偿的主体定位是不尽科学和完善的，通过以上我们对医师之专家责任的性质分析，医师因其所具有的专家属性应当同时成为与所在医疗机构并列的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在法学理论上有了科学、清晰的界定，为法律创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为实践中的制度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
另外，医疗机构独立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其他的分担机构或者风险转移方式，这无论对国家、医疗机构本身、患者乃至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国目前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都属公有制性质，其资产是国家资产，如果完全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持续下去将会造成国有财产的严重流失；其次，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医疗纠纷越来越多，而且索赔数额也越来越大，很多的医疗机构无力承担；再次，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医师为求减少医疗纠纷的危险，本可以直接人为判断的结论都转由通过机械设备的检查来最终决断，使得诊疗费用不必要升高，最终承受经济损失的还是患者；最后，从医学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医疗机构为避免医疗纠纷赔偿，很多新的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不敢尝试创新，这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
如果建立和实行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就会首先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无形中从赔偿这个环节又对医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切实的高要求，对业已合格的职业医师，可促使其提高责任心（在国外，医生每出一次错，保险公司就会相应提高其医疗职业保险费用。那些屡屡出错者，最终将走下手术台），还会促使医师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尽到最大注意义务及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可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对医患双方都有利；而医疗机构和医师的赔偿额大部分由保险机构承担，又减轻了医疗机构和医师的经济压力，同时，患者届时直接向保险机构求偿，减少了医师和患者因陷于医疗纠纷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

（二）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是医师权益的保障途径
医师是不可否认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家，但首先同其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法律上具有同等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人。依民法原理，任何民事主体因自身的过失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医疗行为毕竟相较与其他的普通民事行为相比，有着独特的、不可避免的高度风险性和高度未知性。何况人体个性差异人所共知，同样的诊疗方案实施在不同的体质的对象上往往会有不同的诊疗结果。比如明明做过了青霉素的皮试过敏试验显示一切良好，但注射进去患者却出现了异常反应，进而引发了其本身的潜伏疾病造成并发症或者后遗症，这就应当定性为医疗意外而不是医疗过失，医师不应承担责任。但患者家属却并不明医理，固执的认为是医师的过错造成了损害结果，产生医疗纠纷甚至酿成恶性事件，现实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某权威美国医药杂志上说 “医药学是世上最不精确的科学”可谓精辟！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同时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医师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在上述情形下，医师的权益谁来保护？医师的权益又如何实现？
与国外的医师相比，比如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医师培养周期长、投入高，但一旦其上岗执业，无论是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人格权利还是其工作报酬所对应的财产权利都处于高阶层，这在法经济学的角度说也是相称的。况且有科学健全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加以规整，（美国的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因而美国医师在整个的职业过程中其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相对而言，中国的医师虽然培养周期短，但是工作量大（据统计，县级以上的医院门诊平均3分钟就要诊断一个病人）、收入低，近年来随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生被打甚至遭遇刺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人格利益显受践踏。
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和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院和医务人员进一步感到执业风险加大，缺乏安全保障。此种情势下，为降低风险，一些医院和医务人员无奈地选择了自我消极保护：能保守治疗的就不做手术；必须手术的，尽量选用安全度高的传统手术方法，避免用风险大的新技术……尽管后者的疗效可能优于前者；一些大医院手术量明显减少。这既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也制约了新疗法、新技术的应用，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如何化解医疗风险，解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据悉，为应对医疗事故赔偿，有的医院设立了医疗风险基金，钱由医院、科室和医务人员各出一部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至多只能抵御几十万元的风险。如果投保医师责任险，不但能为医院转嫁、化解一部分经济风险，而且有望把医院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一改过去医务处常常忙于处理医疗纠纷，院长有时甚至无法正常上班的非正常情况；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投入医保后，一旦发生了纠纷，保险机构通过作为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参与调解，其处理意见比较容易为患者方面接受，很多纠纷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这使医疗纠纷的处理从院内转移到院外，医院可以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加强医院管理，医护人员的精神压力也有所减轻，敢于比较放手地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使患者获赔更加现实
考察中国的现实国情，处于医患关系中弱势一方的患者处境实在堪怜，因为医疗纠纷而对薄公堂或踏上漫漫上访路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情形是，患者确实是受到了严重的医疗损害，医师也确有过失，受害者已经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实现了法律所规定的救济，获得了赔偿，但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赔偿额太少 ，使患者在精神上难以接受，心理上难以平衡；二种情形时，医师和医疗结构都确实没有过错，患者其实也是知道的，但依此情形，但依此情形，在国外有相应的社会救济可以使患者获得部分救助，以平衡心理、维持生计。但在中国却没有相应社会救济制度存在，有些因医疗事故致死的受害者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者，一人死亡，举家难以维持生计，为生存故，受害者家属只好将眼光转向在医师的医疗行为中寻找漏洞，以期获得医疗损害赔偿。
所以，透过纷乱杂芜的各类医疗纠纷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的救济体制的不完善。在此情形下，不仅患者，医师也是尚待完善的体制的受害者。
因此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保护患者利益，最大限度地使个案的受害患者得到赔偿，同时对于整体的患者群也实现了最大的利益保护。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途径和几个主要问题

基本途径
前面已经述及，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制度，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已建立并实施，并已经达到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考察和研究一下外国现有的制度，找到一个对于我国现实国情来说最为接近的制度为蓝本，同时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相对先进和完善的部分，融各家所长，来制定我们自己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笔者认为，通过这条思路和方式，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创建出较高层次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跳过所借鉴的国家在创建这项制度时的摸索阶段，并可以避免少走许多弯路；同时，我们考察研究一下这项制度在前述国家的实施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某些负面效应，有哪些负面效应，从而我们就可以在开始建立时就尽力加以避免，说不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一经出台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前述国家的制度水平，这是最为省时省力，现实有效的一条途径。
特殊防卫权的诠释及其构成要件

作者：夏立彬



内容搞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 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1],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2]。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3]，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4]，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5]。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6]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7]。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8]。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