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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性要求后施暴力是否构成强奸罪？

叶文炳

[案情]
2004年6月6日凌晨2时许，叶锦某在福建省漳平市桂中路张清某的发廊店内

按摩时，要求与小姐胡燕青发生性关系。遭拒绝后，叶锦某殴打胡燕某及

陈美某，打完离开发廊后，叶锦某越想越不舒服，又邀集了黄祖某、苏李

某等人，乘一部皮卡车(车号闽F50722)再次赶到发廊，再一次踢打小姐。

打后，叶锦某、黄祖某等人乘车往东坑口方向行驶，至三叉路口处，发廊

店主张清某及其小舅子陈思某骑摩托车追上来，责问为什么随便殴打其店

员，叶锦某、苏李某、黄祖某等人又一起殴打陈思某、张清某。经鉴定，

胡燕某、陈美某、陈思某、张清某的伤为轻微伤。
[评析]
该案在审理中出现了分岐：一种意见认为，叶锦某向胡燕某提出性要求遭

拒绝后，对其进行殴打，施以暴力，虽然殴打完后没有再提出性要求，但

其强迫与胡燕某发生性关系意图明显，具有一个前因后果，后果前因的互

动关系，先性后暴力，后暴力再性是个前后呼应两个互动行为，只是因为

是公共场所，没有办法把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付出实现而已，这是意志

外因素造成其强迫与人发生性关系未遂，因此，叶锦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至于后来叶锦某、黄祖某等人再次殴打胡燕某、陈美某，殴打前来说理

的张清某、陈思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对叶锦某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叶锦某在向胡燕某提出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遭拒绝后，对

其施以暴力，该行为是提出性要求遭拒后对其施暴，这跟施暴强行发生性

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叶锦某提出性要求遭拒后，此时的性要求演变成一

个施暴的理由，因此其行为不能构成强奸罪，只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后为

了泄私愤又邀集了多人再次折回去殴打发廊女胡燕某、陈美某，在离开的

路上又把前来说理的店主张清某与陈思某殴打成轻微伤，其行为也是符合

寻衅滋事犯罪构成，因此，叶锦某应按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
讨薪年终算总账是讽刺制度不给力？

刘长秋


　　近日，河南省政府召开全省元旦、春节期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要以建设领域企业和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等为重点，做到元旦、春节期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在2011年春节前基本办结。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相关部门要先给予救助。对此，有人认为，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实际上是对法律制度不给力的讽刺。那么，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真是对法律制度不给力的讽刺吗？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以为，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并不是对法律制度不给力的讽刺。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法律制度在为农民工讨薪方面并不存在不给力的问题，相反，法律实际上已经很给力。因为早在我国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中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要将工资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且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义务，而为了更好地保证劳动者的薪酬权，该法还规定了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为了配合《劳动法》上述规定的执行，劳动部还专门出台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对工资的发放做了更细化的规定。
　　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2004年还专门制定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建筑企业工资发放办法，如：“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企业应按有关规定缴纳工资保障金，存入当地政府指定的专户，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企业因被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追回的被拖欠工程款，应优先用于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等等。显然，这些制度为农民工薪酬的发放规定了非常好的保障机制。如果说这样的法律制度还不算给力的话，则笔者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比这更给力！
　　不仅如此，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在国家立法之外制定了更加细化和更有可操作性的地方立法。如河北石家庄市即将出台的《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就要求，“施工企业必须在开户银行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预储账户，推行为农民工办理工资账户（每人办理一张工资卡），施工企业每月至少一次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工资结算超过一个月的，应当每月预付工资，预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等。这不难表明，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不可谓不给力，甚至已经为此而不遗余力。既然法律已经为农民工讨薪不遗余力，则称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是对法律制度不给力的讽刺显然就着实冤枉和委屈了法律。
　　那么，在农民工讨薪方面究竟是谁没有给力呢？笔者以为，在农民工讨薪方面没有给力或至少是没有真正给力的是法律制度执行者。而对于法律的执行者，法律显然已经做了明确规定，依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的规定，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监察，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这说明，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我国农民工工资支付法的执行者。而在农民工讨薪方面真正没有给力的显然也就是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因为恰恰是由于这些部门没有履行或至少是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才使得农民工薪水酬的发放成为一个难题，甚至需要通过年终算总账的方式来追讨。
　　“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国法律制度对于农民工薪酬的保障是相当给力的，至少也可以说不是不给力的。但很显然，内容再良好的法律也都需要人去遵守和执行。即便法律制度规定得再好，相关的执法者如果不执行，则这些法律制度也都依旧只会成为一纸具文。就此而言，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所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内容良好的法律制度，而更是忠于这些法律制度并能够保证将这些法律制度贯彻落实到底的人。
　　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并不是由于我们没有良好的为农民工讨薪的法律机制，而更是由于我们缺乏将这些机制运行起来的执行者；同样，政府为农民工讨薪年终算总账，并不是对法律制度不给力的讽刺，而是对法律制度之执行者不给力的讽刺。

-------本文为笔者“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系列文章”之三。
作者通联：shangujush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