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管理暂行办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113号
《成都市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4年12月8日市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葛红林
二00五年一月十日
成都市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
为加强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建设，引导和规范农村药品供应网络的发展，确保农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经济、方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和供应网络（以下简称“两网”）的建设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管理体制）
市人民政府领导全市“两网”建设工作，所属工作机构负责日常具体工作。区（市）县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两网”建设工作，所属工作机构负责日常具体工作。
第四条 （招标和配送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乡（镇）、村医疗机构（以下统称“乡村医疗机构”）用药由公开招标确定的药品经营企业集中配送。乡村医疗机构使用的化学药品、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及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均应纳入集中配送范围。预防性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特殊管理药品的供应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配送目录）
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成都市乡村医疗机构集中配送药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对《目录》所列药品的采购、使用和配送服务作出规定。
第六条 （招标机构）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成立农村药品集中配送招投标工作机构，受乡村医疗机构的委托，公开招标确定一家药品经营企业，承担该区（市）县行政区域内各乡村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配送工作。
招标工作机构组成人员应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政府部门、乡村医疗机构代表和相关专家。
第七条 （招投标文件的制作和发布）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农村药品集中配送企业招投标实施细则，报市“两网”建设工作机构审查同意后，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公布。
药品集中配送企业（以下简称“配送企业”）的招标公告应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公众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向社会公布，招标公告应载明药品集中配送实施范围、期限、招标工作机构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等事项。招标文件应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投标人资格标准、药品质量及配送服务要求、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投标文件提交时限以及拟签订配送合同的主要条款。
区（市）县招标工作机构根据当地农村药品集中配送工作的要求，可以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第八条 （招标结果）
招标结果应予公布。招标工作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将投标企业和中标企业的情况报市“两网”建设工作机构备案。招标结果公布后30个工作日内，乡村医疗机构与中标的配送企业应签定农村药品集中配送合同。
第九条 （配送企业的条件）
承担农村药品集中配送工作的药品经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二）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三）按照《目录》和相关规定，经营药品的品种和规模能够满足乡村医疗机构用药需求；
（四）具备向招标区（市）县行政区域内所有乡村医疗机构提供质优价廉药品、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及配送服务的能力；
（五）承担农村药品集中配送工作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配送方式）
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集中配送可以实行直配制或代购制，优先实行直配制。
乡（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站）代购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应持有村卫生室（站）出具的委托书，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履行代购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村卫生室（站）收取费用或加价；不得将药品代购资格转包给个人或其他单位。
第十一条 （配送周期）
中标配送企业的一个配送周期为4年，期满前60日重新招标。
重新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原配送企业。
第十二条 （配送企业的主动退出）
在配送合同有效期内，配送企业因自身原因需要退出配送的，应书面通知区（市）县人民政府。区（市）县人民政府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60日内应重新组织招标确定配送企业。在原合同解除前，原配送企业仍应按合同规定履行配送义务。
在区（市）县人民政府的监督下，重新招标确定的配送企业应与原配送企业、乡镇医疗机构依法妥善办理相关交接事宜。
第十三条 （配送服务要求）
配送企业的配送服务应达到以下要求：
（一）配送药品的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质量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二）对列入《目录》的常用药品种，配送企业应在收到购药计划后的72小时内保质保量将药品送达指定地点；发生重大疫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临床急救情况时，应及时送达，不得贻误。对《目录》中的非常用药品种，配送企业可以适当延长供应时间。
（三）对乡村医疗机构指定供应的特定生产企业的药品，配送企业在难以及时供应的情况下，可遵循质优价廉的原则选择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同种药品替代。
（四）对未列入《目录》的药品，如乡村医疗机构临时急需，配送企业无替代品种，配送企业应组织药品，满足临床需要；如未组织到所需药品，经乡村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协商一致，乡村医疗机构可以从其他合法渠道采购该药品。
（五）提供产品价格信息和合同约定的伴随服务。
第十四条 （乡村医疗机构的禁止行为）
乡村医疗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参加农村药品集中配送；
（二）以收取咨询费、赞助费、推广费等名义直接或变相对配送企业进行摊派；
（三）在配送企业按照本规定及配送合同要求履行了配送义务的情况下，仍从其他渠道采购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产品或以产地不符为由拒绝配送；
（四）以故意拖欠货款、退换货等形式刁难配送企业。
第十五条 （价格管理）
配送企业、乡村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农村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集中配送价格差率管理办法的规定，按规定的差率作价。
第十六条 （质量保障）
乡村医疗机构应参照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制定和执行药品质量管理的相关制度，药房和药品仓储设施应符合药品质量保证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改造。
区（市）县药监部门应每年对乡村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管理情况、药房及药品仓储设施进行验收或复查。《乡村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管理验收细则》由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监督实施。
乡村医疗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进行质量管理。
第十七条 （配送服务的评议）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建立乡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配送工作的公开评议制度，每半年对配送企业进行公开评议。评议人员应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卫生院代表、村卫生室（站）代表、农村群众等应在评议人员中分别占有适当比例。评议结果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并向社会公布。具体评议办法及标准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报市“两网”建设工作机构审查同意后，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公布。
第十八条 （卫生部门的职责）
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乡村医疗机构参与药品集中配送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九条 （药监部门的职责）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做好配送企业、乡村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监督，开展农村药品质量监督抽验。对配送企业和乡村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法规的宣传和培训。
第二十条 （价格部门的职责）
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实施农村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集中配送价格差率管理办法或其他价格干预措施，推行乡村医疗机构药价公示制度。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药价的动态监控，建立农村药价监测点，定期通报农村药价监测情况。
第二十一条 （监察部门的职责）
监察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两网”建设实施行政监督，及时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第二十二条 （工商部门的职责）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配送企业、乡村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十三条 （统计工作）
本市实行“两网”建设统计报表制度。统计部门应做好“两网”建设统计监督工作，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各级统计部门应加强与卫生、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确保数据的准确。
第二十四条 （药品监督协管员）
区（市）县应在乡（镇）、村聘请农村药品监督协管员，畅通药品质量投诉举报渠道，发现、处理药品质量问题。
农村药品监督协管员由乡（镇）人民政府推荐，区（市）县人民政府聘任，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指导下开展工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农村药品监督协管员的管理、培训和绩效考核制度。
农村药品监督协管员的工作补贴根据其工作绩效，由市人民政府发放。具体补贴办法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药品监督协管员的职责）
药品监督协管员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协助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二）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相关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
（三）发现、上报涉嫌药品、医疗器械的违法案件线索，协助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查处；
（四）协助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五）完成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六条 （未公开招标的责任）
区（市）县未公开招标确定药品集中配送企业的，由市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区（市）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代购加价的责任）
乡（镇）卫生院为村卫生室（站）代购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收取费用或加价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八条 （违法配送企业的退出）
配送合同有效期内，配送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区（市）县“两网”建设工作机构组织调查核实，报所在区（市）县人民政府，区（市）县人民政府应组织乡村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依法解除合同，重新招标确定配送企业，并将相关情况报市“两网”建设工作机构备案：
（一）故意销售假、劣药品被依法查处的；
（二）故意销售无证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被依法查处的；
（三）已无能力履行配送义务或未按合同履行配送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连续两次评议结果为“不满意”的；
（五）诚信评价严重不良或发生其他严重违法行为，已不适合继续承担农村药品集中配送工作的。
配送企业因上述情形或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退出农村药品集中配送的，自退出之日起4年内不得在原配送区（市）县行政区域内参加农村药品集中配送投标。
第二十九条 （未履行配送义务的违法责任）
配送企业未履行配送义务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实施禁止行为的责任）
乡村医疗机构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禁止行为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乡村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理。处理结果应报市“两网”建设工作机构备案。
第三十一条 （违反质量保障规定的责任）
乡村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管理情况、药房及药品仓储设施经验收或复查不符合要求的，由区（市）县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价格管理规定的责任）
配送企业和乡村医疗机构未执行农村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集中配送价格差率管理规定或违反其他价格管理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三条 （协管员的失职责任）
药品监督协管员越权履行职责、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的，由县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经县以上药监部门调查核实后，报请区（市）县人民政府解除聘任。
第三十四条 （救济途径）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五条 （术语含义）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药品集中配送企业：区（市）县人民政府农村药品集中配送招投标工作机构受乡村医疗机构的委托，组织招标确定的向其行政区域内各乡村医疗机构集中配送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药品经营企业。
乡村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含中心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站），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仍承担乡（镇）卫生院（含中心卫生院）或村卫生室（站）职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直配制：药品集中配送企业直接配送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到乡村医疗机构。
代购制：药品集中配送企业向乡（镇）卫生院配送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再由乡（镇）卫生院在不加价的前提下向村卫生室（站）分发药品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
第三十六条 （解释主体）
本办法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浦东新区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李凌云 姚岚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新区的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贸易政策的逐步统一，新区原有的开发开放的政策优势将逐步丧失。我们已经看到，与周边地区相比较，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不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调解劳资矛盾、和谐劳动关系，一方面能够稳定生产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新区的投资环境，增强新区的综合竞争力，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以近年来新区的开发开放为研究背景，以大量详实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基础，以调查走访、座谈交流、资料分析为研究手段，以新区在劳动关系调整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研究对象，拟就了这份报告，以期对新区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有所裨益。
一、当前新区劳动关系的新问题、新趋势
在当前的体制转轨时期，浦东新区也面临着国有企业改制及下岗职工进（出）再就业服务中心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劳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浦东作为承担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与其他地区相比，外资企业多，民营企业多，中小企业多，新建企业多，由此决定了浦东新区的劳动关系在建立与运行上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近年来新区的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的情况即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随着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及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的深入，随着新区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案件涉及劳动者的人数也呈大幅增长势头。1993年，新区劳动争议仲裁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仅为75件，《劳动法》颁布实行之初的1995年也仅为234件，1997年上升为378件，基本上翻了一番，而1999年的703年，则又翻了一番。2001年，上升到 1072件，比上年增加315件，增幅为41.6%。据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仅2001年该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即较2000年同比上升89.8%，而民事案件的同比上升仅为20.01%，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幅位居民事案件的前列。在仲裁和诉讼两的程序中表现为上诉多、申诉多、上访多。2001年仲裁结案的983件争议案件中不服裁决结果的近500件，人民法院受理的748件劳动争议案件中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判决结案的近80%，而判决案件中有近90%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不服二审判决提起申诉或到法院上访的，占法院接待上访人数的30%。上述只是通过仲裁、诉讼程序解决的劳动争议，还不包括大量由新区总工会、劳动监察大队、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外来劳动力管理所、各级信访部门通过调解和行政监察化解的争议。
从1993年至今的劳动争议案件统计数据看，浦东新区企业的劳动关系在建立和运行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1、 转制国有企业矛盾依然突出
许多国有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出现不规范操作。有些企业在没有经过职代会讨论的情况下，单方提出改制方案，而改制方案中有许多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内容。如企业强制性买断工龄。在“买断”过程中，职工的命运掌握在少数经营者手中，“去留之间”全凭与领导的关系。另外，买卖双方不具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所以工人能拿到的常常大大低于法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因此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如果采取不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争议。例如，拥有44年历史的张江高科电机厂由于连年亏损在2001年5月进行资产拍卖改制，而员工认为企业不符合改制条件，于是发生了停产、闭厂、集体上访的严重事件。据了解，引发时间的直接原因是对改制分流人员的补偿标准完全对老职工的利益考虑不够，员工不能接受，后经采取增发2年待工生活费等措施才平息了纠纷。
2、外资企业的劳动关系不稳定程度较高。
从1993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占争议案件总数的近40%。以个别年份为例，涉及外资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2000年为212件，2001年增长到424件，增幅达100%，占2001年案件总增量的67.3%，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区外资企业（以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主）的劳动关系不稳定的现状。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外企业派遣来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国人擅自到外资企业打工和外国企业办事处没有经过对外服务公司擅自聘用职工而引发的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在实践中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旦发生争议，很难处理。从加入WTO后市场竞争导致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在今后若干年内，新区类似的劳动争议案件将会继续增长。
3、征地农民工安置问题突出。
浦东开发产生了大量的征地农民工。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对征地农民工安置的程序，在征地农民工安置就业过程中只能依据相关的政策逐步摸索，由于操作不规范，实践中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和矛盾。如劳动力的初始登记不真实，造成当事人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安置协议签署的要求不严格，大量安置对象的签名由他人代签，以致引发争议；具体安置时规避法律，致使安置对象因单位违法而被牵连失业等。
过去大量征地人员由征地企业包下来、养起来的做法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劳动制度的改革，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要向市场化的就业机制过渡。但在市场化就业的背景下，上述问题若处理不当，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发大量的集体上访和集体争议，成为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又一热点和难点。
4、外来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的劳务关系不稳定，劳资纠纷多。
浦东新区新建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与其他劳动者群体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更容易受到侵害。在实践中，外来务工人员与劳务输出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往往没有理顺，劳务合同、劳动合同也不健全。用工单位随意克扣工资、延长工时、发生工伤不负责任以及随意招用外来人员、不规范用工事情时有发生，工伤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处于混乱的状态。
浦东开发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新区就业，如果不能建立起符合外来人员管理特点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由此引发的劳资纠纷也逐年增多。
5、企业管理层与单位的纠纷增多，关系难以确定。
据统计，自1995年至今，新区企业高级技术、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单位的劳动争议案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部门经理以上的由2000年的6件上升到2001年的14件。管理层人员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已由作为商事法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但二者又有劳动合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具有人身从属关系的劳动合同关系难以认定。而法定代表人起诉自己的单位是否按劳动争议处理，理论界亦一直存有争议。高级管理人员的争议内容已从前几年传统的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伤待遇、等发展为涉及保护商业秘密、竞业限制、退工赔偿、提前退休、报销费用、劳务输出、住房基金等新的类别。
6、矛盾易激化，化解难度大，群体争议有大幅度上升趋势
劳动争议案件除集体争议和少数涉及管理人员的案件外，争议标的金额一般不大，有的甚至不涉及金钱给付。但是这类纠纷因为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尊严，也涉及用人单位的管理权威，往往相持不下，不易调解，稍有不妥就容易激化。另外，新区群体性劳动争议的上升趋势也非常明显，不断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1年春节前新区劳动保障局处理群体性欠薪60件，长期拖欠社会保险金的区属企业有28家，不稳定因素长期存在。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4起，同比增长133%。新区总工会在2001年间会同有关部门或单独处理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争议9件，最大的一起争议涉及200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某些著名外资企业如上海飞利浦元件液晶显示系统有限公司2001年9月，2000多名员工因不满公司长期安排超时加班加点，工资待遇低，加班工资不按国家规定发放，并且不同意建立工会等问题而发生罢工。
由于上述问题涉及的劳动关系大多具有辐射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极易形成群体性争议大幅上涨的趋势，引发社会动荡。据统计，2001年新区法院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4件，同比增长133%。新区总工会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会同有关部门或单独处理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争议也有9件，最大的一起争议涉及2000多名职工，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二、新区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原因剖析
新区在开发开放过程中遇到劳动关系上的新问题、新挑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体制上的因素。
从表面来看，外资企业劳动关系不稳定是由于浦东新区处于开发开放的最前沿，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合资企业不断增加，外商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企业和劳动者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也相对较强的缘故。征地农民工安置问题突出是因为过去大量征地农民工由征地企业包下来、养起来，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劳动制度的改革，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要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征地农民工也无法回避待岗、下岗问题所致。外来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的纠纷不断，则是出于企业多形式用工、不规范用工，外来人员的依法维权意识不强的原因。另外，当前相应的劳动法规不完善，政策法规缺少衔接、相互冲突，社会保险制度不统一，“一裁二审”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科学性，仲裁及法院法律适用不统一等制度上的缺陷也是造成许多新矛盾接踵而来的直接诱因。
但从深层次上探究，新区企业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其实根源于体制上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缺失与断裂。
劳动关系协调就是劳动权利义务的设定和维护，劳动关系协调的基本目的是既要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劳动关系协调不但是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取代的平衡仪、减压器，而且是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经验与现代工人运动史告诉我们，只有协调、才能使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增加沟通，获取信息交流，达到最可能的利益平衡。
劳动关系具有层次性、系统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主要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劳动争议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劳动争议都应是在这一阶段消化掉的，此时劳动争议还处在“隐形状态”。后者是劳动争议的“第二道防线”，此时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浮出水面后的解决机制。新区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机制之所以说不完善，其原因就是这两道防线没有发生作用。
就内部机制来说，其主要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博弈。但：
1、 相当部分企业或多或少存在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其中有些企业是因为管理者缺乏劳动法方面的知识，而多数企业故意不执行或变相降低国家的本市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手段五花八门。许多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过程中很少甚至不听取工会、职工的意见，单方制定，强制执行。平时行政与职工、与工会缺乏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机制。发生矛盾后，许多企业态度强硬，完全没有经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来化解矛盾，而是放任劳动争议的发生。
2、 新区企业工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企业工会作为基层组织，了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情况，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尤其是集体劳动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企业工会客观上作了大量工作，但在新区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近90%的案件在纠纷发生后没有工会的协调，甚至很多企业没有设立工会，即使设立工会的，有些却成为企业的管理机构，完全听命于企业，而没有真正成为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使得企业行政与职工缺少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
3、 新区的雇主组织的职能也很不到位，它们往往把自己定位于替代政府的“二政府”，几乎不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处在瘫痪状态。
外部机制即调解、仲裁、诉讼和监察等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1、现行的调解制度过于“企业化”。企业内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于受雇于雇主，经济上不自由且缺乏权威，调解工作很难公正开展，协调作用几近丧失。而劳动者对于企业内部调解已经抱以非常不信任的态度，出现纠纷的苗头或者发生争议后，也不会主动找企业内部调解委员会来解决。
2、仲裁制度过于“诉讼化”、“复杂化”。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以司法制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实行“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存在严重的诉讼化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劳动仲裁缺乏自身的特点，仲裁庭的组成没有真正体现“三方原则”。虽然法律规定仲裁庭由企业、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的三方代表参加，但是实践中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常常由于各种因素无法召集，现行的仲裁庭组成人员基本上是由劳动行政部门充当。二是劳动局与法院对同一法律法规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使用不同的口径。由于法院可以纠正仲裁的错误，但是法院如果犯错却无人纠正，使仲裁不得不向法院看齐。
3、法院司法不规范，过于“随意”。 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规之间相互脱节。同时，在实践中又存在大量在劳动用工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规定，如下岗、协保等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因此，法院只能根据公平的原则来判决。另一方面也与仲裁及法院的各自为政、法律适用不统一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作为劳动争议的最后解决手段、劳动关系的最终裁判者，如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僵化地适用法律的规定，出现所谓“一边倒”的倾向，将不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干预企业自主的经营管理，使劳动关系丧失应有的活力。这与劳动关系协调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
4、 劳动监察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近几年来，2002年上半年18个区县的劳动监察案件只占新区监察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劳动监察的力度不断加强，劳动监察的执法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监察不力的现象还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还大量存在着违反法律、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但是由于劳动监察人员数量的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鉴定上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劳动行政部门仅从形式上对于劳动合同予以审查，但对其中是否存在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约定不明、文字有企业的内容不予审查，为日后产生纠纷留下隐患。二是对于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加班工资且隐瞒相关证据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调查取证权的力度不够。这样不仅不能作出对用人单位罚款并支付劳动者工资及赔偿金的行政裁决，而且即使劳动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也因无法举证而败诉。三是对于企业资不抵债、经营困难而处于瘫痪时，企业投资方往往听之任之，劳动行政部门对此也不能主动干涉，或者企业故意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通过变换企业名称来逃避劳动行政部门的监察。劳动者为追索工资、办理退工手续而大规模的集体上访、申诉、诉讼，而因企业不到庭，事实难以查清，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困难。
5、信访部门处理问题缺乏原则，带来负面效应。许多劳动者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走正常的仲裁、诉讼程序，或者经过仲裁、诉讼程序后不满裁决或判决结果，或者仲裁诉讼与信访双管齐下，当事人同时或分别向有关部门重复上访的占75%，经常引发群体矛盾不断发生。部分案件当事人还采取围哄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自身利益，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及行业、区域的相互效应，引发不安定因素。正是面对这种十分棘手的情况，有些部门就对劳动者进行“法外施恩”，搞“体外循环”，尤其在重大事件的重大时刻，往往不按法律办事，甚至已经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推翻判决另搞一套，负面影响很大。这些做法其实变相鼓励劳动者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劳动争议，虽然一件争议通过非司法途径解决了，但是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
除内外部机制弱化外，社会架构不全，缺乏综合协调机制也是新区劳动关系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劳动关系的社会协调架构不全，企业调解、行政仲裁与司法诉讼各部门自行其事，缺乏综合协调机制，社会有限的协调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社会协调原则不能相对统一，社会应急处理措施缺乏规范，社会协调功能不能完整体现，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完善浦东新区劳动关系机制的法律及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现存的问题，引导新区的劳动关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避免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在我国现行劳动法规政策无法及时完善的情况下，针对新区劳动关系的普遍性问题，首先可以通过改善相关部门的工作，完善多方协调机制来解决。
就完善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而言，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劳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