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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财政厅（局）：
1962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的规定》下达后，各地在贯彻执行上都很认真，对改进赃款赃物的没收和处理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具体执行中还遇到了不少问题。为此，根据各地对原规定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和“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没收处理赃款赃物的若干问题重新作如下暂行规定：一、没收
（一）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办案过程中缴获的赃款赃物，应当认真进行查对。查证属实后，对依法应该没收的赃款赃物，或应该退还失主但又找不到失主的赃款赃物，才能予以没收；确实与犯罪无关的财物，不得没收。
（二）没收赃款赃物的权力属于县以上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企业、机关、学校的保卫部门收缴的赃款赃物，除当即发还失主的外，应该逐案开列详细清单如数交县以上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处理。任何个人不得私自没收赃款赃物。
（三）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的案件的赃款赃物，应该随案移交，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决定。检察院、公安机关直接处理（如免予起诉、释放、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和作其他处理）的案件的赃款赃物，经检察长、公安局长批准，由检察院、公安机关做出书面裁决，予以没收。
二、处理
（一）凡是依法没收的赃款（包括有价证券）赃物，由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开出清单，送交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并由财政部门写给收据，存入案卷备查。
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一律不得拍卖赃物。对财政部门处理的赃物，法院、检察、公安干部不准事先选购。
（二）对贪污犯贪污的公共财物的处理，应该按照1964年1月2日《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6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五反”运动中追回赃款赃物财务处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对走私案件的走私物品和罚金，仍按前司法部、对外贸易部1954年9月22日发出的《海关移送法院走私案件的几项规定》，统由海关处理。
（三）对查获的下列物品，可以不交财政部门，经县以上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公安局局长批准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1．罪犯用以进行犯罪的工具和留有犯罪痕迹的物品，需要作为罪证保存的，一般应当拍照存入案卷，原物随卷归档保管。
2．武器弹药、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加以拍照，照片存入案卷，原物送专门机关处理。
3．反动书画，有证据作用的，应当归档保管，无证据作用的，可以销毁。
4．黄色书刊图片，应指定专人另行保管，一俟案件办理结束，即行销毁或送有关单位。
（四）对没收的各种生活供应票证，经领导审查后，分别送交有关部门处理或在案卷内注明，自行销毁。
（五）对查获的赃款赃物，应该退还失主的，要积极寻找失主，退还失主本人或者丢失单位，不得借故不退。退还时，应该由领取人或领取单位写出收据，存入档案。
通知失主后，超过半年未来领取的，予以没收，送财政部门处理。如有特殊情况，可以酌情延期处理。
凡是已经送交财政部门处理的赃款赃物，以后如有失主前来认领，并经查证属实，由原没收机关从财政部门提回，予以归还。如原物已经卖掉，应该按卖价退还现款。
（六）在办案中已经查明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当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出予以没收或退还原主；对买主确实不知是赃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卖价将原物赎回，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失主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三、保管
（一）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查获的赃款赃物，要指定专人保管，详细登记。登记时，要写明物品名称、牌号、规格、数量、质量、特征及其来源。
（二）保管人要认真负责，对赃款赃物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清点，防止丢失、霉烂变质，不得借用、挪用、调换、私分和贪污自肥。
领导干部对赃款赃物的保管情况，也要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改进保管工作。
（三）对不能及时找到失主而又容易腐烂变质，和其他无法保管的赃物，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批准，先委托商业部门变卖，变卖的价款，暂予保存，待结案后一并处理。如无法变卖的，可以自行销毁。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拿吃拿用。对变卖的和自行销毁的赃物，必要时可拍照存档。大牲畜可以先委托生产单位饲养使用，结案后再作处理。
（四）在案犯解送外地处理的时候，赃款赃物应该随案转送，不得交案交人不交赃。不便搬运的赃物，也可以暂存原地，只交清单，结案后由受案单位加以处理。
（五）移交转送赃款赃物的时候，一定要办清接交手续，由接收人、保管人，办案人当面查点清楚，并在交接单据上共同签名。
为贯彻上述规定，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财政厅（局），应该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经常检查督促，切实贯彻执行。本规定下达后，1962年7月23日《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的规定》即予废止。


　　　　　　　　　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量刑规范化考量
　　　　　　　　　　　　—以某市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例为研究样本

　　规范量刑行为是社会公众对法院法官改变扭曲量刑制度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现实愿景。但量刑规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项精密化、系统化的工程，实践中难免遭遇尴尬，如被害人的民事权利 保护与被告人的轻缓处罚，需不断实践和探索。本文通过实证解读量刑规范化下附带民事诉讼个案众象，解析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尴尬，探析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原因，从法理、实践等方面探索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相统一的量刑规范化路径，通过加强法制和量化、细化量刑规范，以及改革量刑程序、强化法官素质、不断探索总结，以求取得理性的效果。

　　引言

　　规范量刑行为是社会公众对法院法官改变扭曲量刑制度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现实愿景。应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五”改革纲要将“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量刑规范化对于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刑事司法的“热题”，为实现公开、公正刑事司法，提高公信力意义重大。自2010年10月1日起，量刑规范化已在全国各基层法院全面展开，取得了较好地效果。但量刑规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项精密化、系统化的工程，实践中难免遭遇尴尬， 如被害人的民事权利 保护与被告人的轻缓处罚，需不断实践和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司法实务中遇到的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实例，解读量刑规范的重构路径，探寻中国特色的量刑实践之路。

　　一、解读：量刑规范化下的附带民事诉讼个案之众象

　　个案一：赔偿判缓，皆欢喜

　　被告人谢玲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逃逸，被抓获归案后，为了判处缓刑，向被害人亲属提出其赔偿后需给法院出具谅解书，同时要求法院对其判处缓刑，被害人亲属为了得到赔偿表示同意，并一再请求法院承诺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法院为充分保护被害人亲属的民事权益，于是默认双方的请求，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个案二：刑期较短，被害人违心求和

　　被告人陈谷明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但被告人系投案自首并各赔偿3万余元经济损失。根据最高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湖南省高院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的量刑情形没有另增加一人重伤而增加基准刑的量刑规范，只能在起点刑一至二年的幅度内确定起点刑，该案即使按二年作为起点刑，加上自首等从轻的量刑情节，被告人的刑期明人一眼就知不长，可本案的民事赔偿金额高达一百多万元，而保险理赔仅为二十万元，缺口八十多万元。于是本案经过多次调解均无结果，本案的处理就是船上的人不急，岸上的人急。被害人及其亲属为尽力实现权益不得不让步求和，死者亲属和伤者在仅获赔36.6万元情况下被迫签下协议，调解结案。

　　个案三：不切实际索赔，权益无法实现

　　被告人黄飞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死亡，且被告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被害人亲属开始就提出82万元的赔偿请求，经法院调解也无结果，加之无法查实被告人有无财产，最后被害人亲属的权益无法实现，而根据量刑规范被告人被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个案四：死牛任剥，拒绝赔偿

　　被告人钦波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一案，因被告人只负事故主要责任，而被害人重伤为一级伤残，医药费就达数十万元，且被害人系独生子女，有年仅6岁的小孩和父母，所以赔偿金额巨大。于是被告人及其家人均拒绝赔偿，特别是被告人收到量刑建议见刑期较短后态度更加恶劣，一幅死牛任剥相，其家人不但不替被告人代为赔偿，还威胁被害人及其亲属。

　　个案五：刑期较长，不理不睬

　　被告人陈绳军故意伤害致被害人重伤案，被告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中造成被害人十多处骨折，轻伤十多处，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达数十万元。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四至六年。被告人见难以脱逃法律严惩，对被害人的受伤和赔偿不理不睬。

　　上述附带民事诉讼案例，集中展示了量刑规范化常态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类型，反映了量刑规范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与被告人就其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博弈众象。从几类案例可以看出量刑规范化下被害人法益保护的纠结和被告人量刑时的轻缓处罚的无奈和矛盾，公开的量刑规范对被告人的量刑看似公平，但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难免尴尬，这与惩治犯罪、彰显人权、实现权益、建构和谐的刑法目的又格格不入。因此，我们需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代刑事司法实践的理念、量刑规范化的建构多方面理解和解读法益保护和轻缓处罚。

　　二、尴尬：量刑规范化实践中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之困惑

　　量刑规范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或制定的量刑规范和统一的操作模式，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量出近似结果。但由于规定了绝对的法定刑、起点刑、基准刑和量刑比例等实体标准和量刑建议、量刑辩论、量刑证据规范等程序标准，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奴隶”，丧失了刑罚裁量上的能动性，将法律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从而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与被告人的轻缓处罚众象百态。

　　（一）、量刑建议是送还是不送，让人困惑

　　规范化量刑的出发点和目的显然是实现量刑实体公正、量刑程序规范和公开，因此对纳入规范化量刑的十五类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将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一并送达给被告人，做到程序公开透明。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过上述实证案例不难看出，送达量刑建议后，对刑期较长而附带民事赔偿数额不大的案件被告人会起到促使其或其家属穷尽能力赔偿被害人经济，以求获得法院在量刑时的轻缓处罚。但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量刑较轻而赔偿较多的，就会造成部分被告人产生规避赔偿的心态，使被害人的法益保护难度增大，维权成本增加，以及引发被告人家属秘密转移和处理被告人财产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送与不送记法官困惑不已。

　　（二）、赔偿抵刑或减刑，是否正当，让人迷惑

　　从刑法理念来看，对犯罪科刑是国家行使公权力，是对犯罪侵犯国家利益的惩罚，严格意义来说个人无权处置国家公权力。但随着多年的司法实践，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对部分犯罪作出赔偿抵刑或判刑的规范，特别是当前司法领域所提倡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新政和量刑规范指导意见的出台，对赔偿抵刑或判刑作出了更多的规范，使其有了正当性。但该正当性嵌入，给人产生赔钱赎刑、花钱买命的怀疑，同时给量刑规范化操作留下宽泛的空间，让人迷惑。

　　（三）、赔与不赔，难以避免新的量刑不公，让人质疑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由于法益保护的嵌入，量刑情节的量化和细化方方面面难以考虑周到和全面，赔与不赔的量刑情节在不同案件中作出的量刑调节比例不尽一致，就难以避免新的量刑不公出现，让人对量刑规范化产生怀疑和质疑。

　　三、探析：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尴尬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