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中国政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持两国边界的稳定和边境地区的安宁，为使双方遵守边界制度、本着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处理边境问题，扩大其法律基础，决定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部分 关于边界线走向、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的维护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由划分两国领土疆界的边界线确定，并依垂直方向划分上空和底土。
第二条 依据下列文件维护两国边界线的走向、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
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以下简称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
三、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九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第一次联合检查的议定书（以下简称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
四、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
五、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界标、附标座标表；
六、两国政府在今后签定的有关边界的文件和地图。
第三条 在实地确定中蒙边界线走向以及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的位置时，应以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第二部分的叙述、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一九八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界标、附标座标表以及两国政府在今后签定的有关边界的文件和地图为依据。
第四条 对于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界路、边界林间通视道的维护，双方分担责任如下：
一、单立界标和同号双立或三立界标的界桩，位于一方境内的由其所在的一方负责；界线上的界标，单号由中方负责，双号由蒙方负责。
二、同号双立附标的附桩，位于一方境内的由其所在的一方负责；界线上的单立附标，属于单号界标的，由中方负责，属于双号界标的，由蒙方负责。界线标志也按本条规定负责。
三、界标、附标的方位物位于一方境内的，由其所在的一方负责；位于边界线上的，由双方共同负责。
四、带有国徽的界标的界桩，由双方共同负责。
五、界路和边界线上的林间通视道由双方共同负责。
第五条
一、双方对界标、附标及其方位物和界线标志应加以维护，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界标、附标及其方位物和界线标志被移动或毁灭。
如果任何一方发现界标、附标或界线标志被损坏、移动或毁灭，应尽速通知另一方；负责维护该标志的一方应在有对方边界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原处予以修理、恢复或重建。一方应于修理、恢复或重建开始前至少十天通知另一方。
如果被损坏、移动或毁灭的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不能在原处修理、恢复或重建，在不改变边界线的原则下，可以由双方协商另择适当的地点树立，并应就此签定文件。该文件为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和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的附件，同时记载在下次联检的文件中。
二、边界林间通视道如因树木的生长，影响对界线的辨认，双方应协商，在有对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各自砍伐界线本方一侧的树木；界线上的树木由双方共同砍伐清理。
三、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在界线上设立新的标志。
四、为保护边界线，非经双方同意，禁止在边界线两侧各２０米的地带内耕地、挖渠和修建新的建筑物。此规定不包括为保护边界线所使用的建筑物。
第二部分 边界联合检查
第六条
一、双方应按照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第四十条的规定对边界进行联合检查，并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对两国边界全线或部分地段进行联合检查的问题。
二、每次联合检查时，双方应组成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联合检查的任务、原则、工作程序和方法等，由该委员会确定。
三、每次联合检查后，双方应就该次联合检查达成协议的问题签署议定书，该议定书为一九六二年边界条约的附件和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的补充文件。
四、各方可对边界走向、边界线上的界桩、附桩、界线标志和林间通视道进行单方面查看。如需越界查看，应在查看开始前至少十天将此事通知另一方，在取得另一方同意后进行。
第三部分 边界水以及跨界铁路、其它道路和通讯设施的利用
第七条
一、一九六四年边界议定书和一九八四年边界联检议定书规定的边界线经过地段的界河、骑线湖泊、时令湖、小溪、泉、井等，在本条约中称为“边界水”。
二、在边界水中进行水文测量工作、利用边界水和其它涉及边界水制度的问题，双方须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另行协商。
三、在贝尔湖上，双方水上交通工具可在边界水中界线本方一侧航行、停泊和抛锚。双方水上交通工具有权于白天在以河为界地段航行。如需越界，由双方边界代表协商解决。
四、在边界水界线本方一侧航行的民用交通工具应在两侧涂有识别标志和编号。边防部门的水上交通工具应悬挂本国国旗。
五、双方可给牲畜饮用边界水。但有义务不使牲畜进入另一方。
六、双方承担防止边界水污染的义务。
第八条
一、双方应尽可能保持边界水流正常，不得用堵塞界河水流、将水引入或故意排水的办法破坏界河的正常水位或改变水流方向。必要时，双方可就保持边界水流正常、消除妨碍界河河水自然流动的障碍问题进行协商。
二、双方应尽可能防止界河的干流改道，如果一方在必要地段加固河岸，应在工程开始前三个月通知另一方。该工程不得影响界河的干流和另一方的河岸。如果界河的干流由于自然原因改道，除双方另有协议外，原界线维持不变。
三、在界河上建造桥梁、堤坝、水闸和其它水利工程及其利用、改装、修理、拆除问题，须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解决。
第九条
一、界路由双方共同使用。
二、跨界铁路、其它道路和通讯线路按双方主管部门签定的有关协议使用。
第四部分 边界附近地区狩猎、生产活动、环境保护和边界事务的处理
第十条
一、双方居民可以根据本国有效法令在边界线本国一侧的边界水域捕鱼。但禁止：
１．使用爆炸物、毒物或麻醉品等毁灭、残害鱼类的方法，以及可能损害鱼类资源的其它方法；
２．阻碍鱼类和其它水生动物的洄游。
二、鱼类和其它水生动物（河狸、麝鼠）的保护、繁殖以及禁止捕猎某些品种鱼类、水生动物和规定捕猎期限等问题，必要时由双方另行协商。
第十一条
一、各方禁止在边界线两侧各一千米的地带内狩猎。
二、双方承担不越界射击和追捕鸟兽的义务。
三、双方可共同采取措施在边界特定地段建立保护区，以保护野驴、野马、盘羊、野山羊、羚羊、野骆驼、戈壁熊、河狸、貂、麝鼠等珍稀野生动物。
第十二条 双方承担以下义务：
一、在边界附近地区从事农牧业、林业、地质勘探、采矿和保护森林、水等自然资源时，不应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在边界附近地区，不得在地上、地层和大气中存放和散布放射性物质、化学毒品和其它有害物质。
三、采取措施，不使边界附近地区的森林、草原火灾越过边界。如森林、草原火灾有越过边界的可能时，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另一方。如因火灾蔓延至另一方而造成对对方的物质损失，双方边界代表应确定损失的程度，各自向主管部门报告。
四、采取措施，防止人和动植物传染病以及一切植物害虫越过边界；如在边界附近地区发生人和动植物的传染病症状，应尽速通知另一方。必要时，双方可就防止林业和农牧业植物病虫害的问题订立专门协定。
五、在边界附近地区的航摄应通过外交途径提前通知对方，如需越入对方境内，须征得对方同意。双方边界代表须相互通知经外交途径商定的结果。
第十三条
一、各方对越界人员应确定其越界原因。如被扣留者系误入一方境内，应及时移交给对方。移交越界人员及其交通工具、财物的地点，应在其越界地点所属的会晤站或双方边界工作人员商定的就近地点。
二、在边界附近地区，边界工作人员对越界人员问题可按本国法律处理。除越界人员对边防人员使用武器、威胁边防人员的生命安全的情况外，双方边防人员不得向越界人员使用武器。
三、在边界附近的畜禽应有人放牧。一方如发现另一方畜禽越界，应就地赶回。对越入境内较深的畜禽，应采取措施在短期内寻找并交还。
四、任何一方在边界附近地区发现归属不明的人畜尸体和其它物品，发现的一方应采取措施确定其归属。必要时由双方边界工作人员共同查验、确定其归属，并尽快解决交接问题。
五、越界人员、畜禽和其它财物的交接证书，用中文和蒙文写成，式样由本条约的组成部分的议定书规定。
第五部分 边界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代表和副代表由各自政府的有关部门任命，并通过适当途径相互通知。边界代表在处理边界问题工作中有权任命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秘书、译员和专家等。
边界副代表代替边界代表工作时，享有边界代表的一切权利。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和边界代表赋予的有关处理边境问题的公务。
二、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应按本条约以及与边界有关的其它条约、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进行工作。
三、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及其随行人员为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公务在对方境内时，人身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其交通工具、携带的文件和物品不受侵犯。各方为其履行公务提供协助。上述人员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第十五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通过会谈方式进行工作。双方边界代表认为无需通过会谈解决的问题由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通过会晤解决。
二、双方边界代表调查和处理与执行本条约有关的重要问题，包括：
１．越界射击或向对方境内射击以及由此而造成另一方境内人员的伤亡和物质损失；
２．在边界附近地区对另一方人员使用暴力；
３．人员、飞行器和其它运输工具非法越界及造成的环境危害；
４．未经授权的人员非法越界联络；
５．盗窃、破坏或损坏另一方境内的财产；
６．畜禽越界；
７．火灾蔓延至另一方领土；
８．界标、附标和界线标志被损坏、移动或毁灭；
９．任何由于边境事件之后果而由一方提出的赔偿问题；
１０．违反有效的边界问题条约、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
１１．不需经由外交途径解决的其它边境问题。
第十六条
一、边界代表正式管辖的边界地段、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地点，由本条约的组成部分的议定书予以规定。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管辖的地段、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地点由双方边界代表商定。
二、双方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及其随行人员，为履行本条约所规定的公务通过边界时，应持一定格式的证书。双方边界代表和副代表通过边界的证书由各方的主管部门签发。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秘书、译员、专家和服务人员通过边界的证书由边界代表签发。
三、边界代表、副代表、会晤站站长、副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及其随行人员通过边界时乘坐的车辆，应悬挂本国国旗。骑马行走时，应在左臂佩带标志。
四、各方主管当局由于疫情或其它原因，可暂时禁止沿规定的路线通过边界。如需改变通过边界的路线和会晤站地点，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但新路和新站未启用前不得单方面关闭原路和原会晤站。
第十七条
一、一方边界代表如要求举行会谈，应于五天以前将会谈的时间、地点、讨论的问题和参加的人员通过会晤的方式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如因故不能按提议的时间参加会谈，应同对方商定新的会谈时间。
会晤用信号或派联络员方式联络。在发出会晤信号之后的两小时内，或在派联络员联络后的三天之内，另一方的会晤人员应到达规定地点。
会谈和会晤在提议举行会谈或会晤的一方或双方商定的其它地点举行。
二、每次会谈和会晤由各自记录，达成协议的重要事项应作共同纪要，中文和蒙文各一式两份，由双方边界代表或会晤站站长（边界代表助理员）签字。
双方在下一次会谈和会晤时应相互通报为执行纪要的规定而采取的措施和结果。
第十八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未能解决的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本条第一款不排除将已经通过外交途径交涉的问题重新交由边界代表讨论解决的可能。
第十九条 双方口岸有关部门的会谈会晤，仍按现有制度进行。如需开辟新的口岸，由双方另行协商。
第六部分 最后条款
第二十条 本条约有效期十年。
如在本条约到期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要求废除本条约，则本条约将在以后的每十年内继续有效。
第二十一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批准书应尽速在乌兰巴托互换。
本条约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定，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已互换批准书，本条约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起生效。所附议定书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刘述卿 达·云登
（签字） （签字）
浦东新区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李凌云 姚岚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新区的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贸易政策的逐步统一，新区原有的开发开放的政策优势将逐步丧失。我们已经看到，与周边地区相比较，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不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调解劳资矛盾、和谐劳动关系，一方面能够稳定生产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新区的投资环境，增强新区的综合竞争力，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以近年来新区的开发开放为研究背景，以大量详实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基础，以调查走访、座谈交流、资料分析为研究手段，以新区在劳动关系调整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研究对象，拟就了这份报告，以期对新区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有所裨益。
一、当前新区劳动关系的新问题、新趋势
在当前的体制转轨时期，浦东新区也面临着国有企业改制及下岗职工进（出）再就业服务中心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劳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浦东作为承担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与其他地区相比，外资企业多，民营企业多，中小企业多，新建企业多，由此决定了浦东新区的劳动关系在建立与运行上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近年来新区的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的情况即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随着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及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的深入，随着新区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案件涉及劳动者的人数也呈大幅增长势头。1993年，新区劳动争议仲裁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仅为75件，《劳动法》颁布实行之初的1995年也仅为234件，1997年上升为378件，基本上翻了一番，而1999年的703年，则又翻了一番。2001年，上升到 1072件，比上年增加315件，增幅为41.6%。据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仅2001年该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即较2000年同比上升89.8%，而民事案件的同比上升仅为20.01%，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幅位居民事案件的前列。在仲裁和诉讼两的程序中表现为上诉多、申诉多、上访多。2001年仲裁结案的983件争议案件中不服裁决结果的近500件，人民法院受理的748件劳动争议案件中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判决结案的近80%，而判决案件中有近90%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不服二审判决提起申诉或到法院上访的，占法院接待上访人数的30%。上述只是通过仲裁、诉讼程序解决的劳动争议，还不包括大量由新区总工会、劳动监察大队、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外来劳动力管理所、各级信访部门通过调解和行政监察化解的争议。
从1993年至今的劳动争议案件统计数据看，浦东新区企业的劳动关系在建立和运行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1、 转制国有企业矛盾依然突出
许多国有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出现不规范操作。有些企业在没有经过职代会讨论的情况下，单方提出改制方案，而改制方案中有许多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内容。如企业强制性买断工龄。在“买断”过程中，职工的命运掌握在少数经营者手中，“去留之间”全凭与领导的关系。另外，买卖双方不具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所以工人能拿到的常常大大低于法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因此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如果采取不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争议。例如，拥有44年历史的张江高科电机厂由于连年亏损在2001年5月进行资产拍卖改制，而员工认为企业不符合改制条件，于是发生了停产、闭厂、集体上访的严重事件。据了解，引发时间的直接原因是对改制分流人员的补偿标准完全对老职工的利益考虑不够，员工不能接受，后经采取增发2年待工生活费等措施才平息了纠纷。
2、外资企业的劳动关系不稳定程度较高。
从1993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占争议案件总数的近40%。以个别年份为例，涉及外资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2000年为212件，2001年增长到424件，增幅达100%，占2001年案件总增量的67.3%，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区外资企业（以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主）的劳动关系不稳定的现状。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外企业派遣来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国人擅自到外资企业打工和外国企业办事处没有经过对外服务公司擅自聘用职工而引发的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在实践中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旦发生争议，很难处理。从加入WTO后市场竞争导致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在今后若干年内，新区类似的劳动争议案件将会继续增长。
3、征地农民工安置问题突出。
浦东开发产生了大量的征地农民工。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对征地农民工安置的程序，在征地农民工安置就业过程中只能依据相关的政策逐步摸索，由于操作不规范，实践中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和矛盾。如劳动力的初始登记不真实，造成当事人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安置协议签署的要求不严格，大量安置对象的签名由他人代签，以致引发争议；具体安置时规避法律，致使安置对象因单位违法而被牵连失业等。
过去大量征地人员由征地企业包下来、养起来的做法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劳动制度的改革，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要向市场化的就业机制过渡。但在市场化就业的背景下，上述问题若处理不当，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发大量的集体上访和集体争议，成为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又一热点和难点。
4、外来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的劳务关系不稳定，劳资纠纷多。
浦东新区新建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与其他劳动者群体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更容易受到侵害。在实践中，外来务工人员与劳务输出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往往没有理顺，劳务合同、劳动合同也不健全。用工单位随意克扣工资、延长工时、发生工伤不负责任以及随意招用外来人员、不规范用工事情时有发生，工伤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处于混乱的状态。
浦东开发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新区就业，如果不能建立起符合外来人员管理特点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由此引发的劳资纠纷也逐年增多。
5、企业管理层与单位的纠纷增多，关系难以确定。
据统计，自1995年至今，新区企业高级技术、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单位的劳动争议案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部门经理以上的由2000年的6件上升到2001年的14件。管理层人员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已由作为商事法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但二者又有劳动合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具有人身从属关系的劳动合同关系难以认定。而法定代表人起诉自己的单位是否按劳动争议处理，理论界亦一直存有争议。高级管理人员的争议内容已从前几年传统的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伤待遇、等发展为涉及保护商业秘密、竞业限制、退工赔偿、提前退休、报销费用、劳务输出、住房基金等新的类别。
6、矛盾易激化，化解难度大，群体争议有大幅度上升趋势
劳动争议案件除集体争议和少数涉及管理人员的案件外，争议标的金额一般不大，有的甚至不涉及金钱给付。但是这类纠纷因为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尊严，也涉及用人单位的管理权威，往往相持不下，不易调解，稍有不妥就容易激化。另外，新区群体性劳动争议的上升趋势也非常明显，不断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1年春节前新区劳动保障局处理群体性欠薪60件，长期拖欠社会保险金的区属企业有28家，不稳定因素长期存在。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4起，同比增长133%。新区总工会在2001年间会同有关部门或单独处理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争议9件，最大的一起争议涉及200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某些著名外资企业如上海飞利浦元件液晶显示系统有限公司2001年9月，2000多名员工因不满公司长期安排超时加班加点，工资待遇低，加班工资不按国家规定发放，并且不同意建立工会等问题而发生罢工。
由于上述问题涉及的劳动关系大多具有辐射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极易形成群体性争议大幅上涨的趋势，引发社会动荡。据统计，2001年新区法院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4件，同比增长133%。新区总工会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会同有关部门或单独处理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争议也有9件，最大的一起争议涉及2000多名职工，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二、新区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原因剖析
新区在开发开放过程中遇到劳动关系上的新问题、新挑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体制上的因素。
从表面来看，外资企业劳动关系不稳定是由于浦东新区处于开发开放的最前沿，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合资企业不断增加，外商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企业和劳动者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也相对较强的缘故。征地农民工安置问题突出是因为过去大量征地农民工由征地企业包下来、养起来，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劳动制度的改革，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要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征地农民工也无法回避待岗、下岗问题所致。外来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的纠纷不断，则是出于企业多形式用工、不规范用工，外来人员的依法维权意识不强的原因。另外，当前相应的劳动法规不完善，政策法规缺少衔接、相互冲突，社会保险制度不统一，“一裁二审”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科学性，仲裁及法院法律适用不统一等制度上的缺陷也是造成许多新矛盾接踵而来的直接诱因。
但从深层次上探究，新区企业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其实根源于体制上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缺失与断裂。
劳动关系协调就是劳动权利义务的设定和维护，劳动关系协调的基本目的是既要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劳动关系协调不但是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取代的平衡仪、减压器，而且是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经验与现代工人运动史告诉我们，只有协调、才能使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增加沟通，获取信息交流，达到最可能的利益平衡。
劳动关系具有层次性、系统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主要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劳动争议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劳动争议都应是在这一阶段消化掉的，此时劳动争议还处在“隐形状态”。后者是劳动争议的“第二道防线”，此时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浮出水面后的解决机制。新区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机制之所以说不完善，其原因就是这两道防线没有发生作用。
就内部机制来说，其主要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博弈。但：
1、 相当部分企业或多或少存在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其中有些企业是因为管理者缺乏劳动法方面的知识，而多数企业故意不执行或变相降低国家的本市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手段五花八门。许多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过程中很少甚至不听取工会、职工的意见，单方制定，强制执行。平时行政与职工、与工会缺乏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机制。发生矛盾后，许多企业态度强硬，完全没有经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来化解矛盾，而是放任劳动争议的发生。
2、 新区企业工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企业工会作为基层组织，了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情况，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尤其是集体劳动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企业工会客观上作了大量工作，但在新区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近90%的案件在纠纷发生后没有工会的协调，甚至很多企业没有设立工会，即使设立工会的，有些却成为企业的管理机构，完全听命于企业，而没有真正成为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使得企业行政与职工缺少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
3、 新区的雇主组织的职能也很不到位，它们往往把自己定位于替代政府的“二政府”，几乎不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处在瘫痪状态。
外部机制即调解、仲裁、诉讼和监察等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1、现行的调解制度过于“企业化”。企业内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于受雇于雇主，经济上不自由且缺乏权威，调解工作很难公正开展，协调作用几近丧失。而劳动者对于企业内部调解已经抱以非常不信任的态度，出现纠纷的苗头或者发生争议后，也不会主动找企业内部调解委员会来解决。
2、仲裁制度过于“诉讼化”、“复杂化”。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以司法制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实行“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存在严重的诉讼化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劳动仲裁缺乏自身的特点，仲裁庭的组成没有真正体现“三方原则”。虽然法律规定仲裁庭由企业、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的三方代表参加，但是实践中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常常由于各种因素无法召集，现行的仲裁庭组成人员基本上是由劳动行政部门充当。二是劳动局与法院对同一法律法规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使用不同的口径。由于法院可以纠正仲裁的错误，但是法院如果犯错却无人纠正，使仲裁不得不向法院看齐。
3、法院司法不规范，过于“随意”。 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规之间相互脱节。同时，在实践中又存在大量在劳动用工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规定，如下岗、协保等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因此，法院只能根据公平的原则来判决。另一方面也与仲裁及法院的各自为政、法律适用不统一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作为劳动争议的最后解决手段、劳动关系的最终裁判者，如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僵化地适用法律的规定，出现所谓“一边倒”的倾向，将不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干预企业自主的经营管理，使劳动关系丧失应有的活力。这与劳动关系协调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
4、 劳动监察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近几年来，2002年上半年18个区县的劳动监察案件只占新区监察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劳动监察的力度不断加强，劳动监察的执法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监察不力的现象还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还大量存在着违反法律、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但是由于劳动监察人员数量的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鉴定上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劳动行政部门仅从形式上对于劳动合同予以审查，但对其中是否存在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约定不明、文字有企业的内容不予审查，为日后产生纠纷留下隐患。二是对于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加班工资且隐瞒相关证据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调查取证权的力度不够。这样不仅不能作出对用人单位罚款并支付劳动者工资及赔偿金的行政裁决，而且即使劳动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也因无法举证而败诉。三是对于企业资不抵债、经营困难而处于瘫痪时，企业投资方往往听之任之，劳动行政部门对此也不能主动干涉，或者企业故意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通过变换企业名称来逃避劳动行政部门的监察。劳动者为追索工资、办理退工手续而大规模的集体上访、申诉、诉讼，而因企业不到庭，事实难以查清，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困难。
5、信访部门处理问题缺乏原则，带来负面效应。许多劳动者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走正常的仲裁、诉讼程序，或者经过仲裁、诉讼程序后不满裁决或判决结果，或者仲裁诉讼与信访双管齐下，当事人同时或分别向有关部门重复上访的占75%，经常引发群体矛盾不断发生。部分案件当事人还采取围哄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自身利益，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及行业、区域的相互效应，引发不安定因素。正是面对这种十分棘手的情况，有些部门就对劳动者进行“法外施恩”，搞“体外循环”，尤其在重大事件的重大时刻，往往不按法律办事，甚至已经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推翻判决另搞一套，负面影响很大。这些做法其实变相鼓励劳动者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劳动争议，虽然一件争议通过非司法途径解决了，但是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
除内外部机制弱化外，社会架构不全，缺乏综合协调机制也是新区劳动关系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劳动关系的社会协调架构不全，企业调解、行政仲裁与司法诉讼各部门自行其事，缺乏综合协调机制，社会有限的协调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社会协调原则不能相对统一，社会应急处理措施缺乏规范，社会协调功能不能完整体现，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完善浦东新区劳动关系机制的法律及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现存的问题，引导新区的劳动关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避免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在我国现行劳动法规政策无法及时完善的情况下，针对新区劳动关系的普遍性问题，首先可以通过改善相关部门的工作，完善多方协调机制来解决。
就完善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而言，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劳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