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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

罗亚海


内容提要：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以其正当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保护弱势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将成为当前社会变革及结构转型时期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   社会转型     社会保障   
Abstract: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has t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income, social status, rights protection. legal aid as a system can be regard as an efficient way to protect them.. 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id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s to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protection.
Keywords: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legal aid social reform social security

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各个阶段，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古今中外科学研究所必须直面重要命题之一。渊源于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成为弱势群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救济途径。但我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却迟迟未能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直到《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弱势群体保护才有了司法保护的径由。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凸现，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
一、 弱势群体保护之与法律援助制度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 
1、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亦称社会脆弱群体，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和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对这个名词有过多的理解，郑杭生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郑杭生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陈成文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陈成文著：《社会弱者论》[M]，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21页。]。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邓伟志著：《透视社会弱势群体》[J]，《内蒙古宣传》第二期，第14页。]。目前来界定弱势群体应该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变革这一时代背景主要指那些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 
2、弱势群体的范围     
弱势群体的范围是指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而应受到扶助。弱势群体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或者划分不够清晰，缺乏实际操作性，都会违背保护弱势群体的初衷，影响立法及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根据其成因的不同，弱势群体可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前者主要是基于生理原因，如老弱病残等；而后者则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如社会改革等。另外，该分类还应该包括因为自然原因，如环境恶劣、自然灾害等所形成的弱势群体，即自然性弱势群体。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改革和结构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群： 1.失业人员，这一群体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失去工作后，基本丧失生活来源，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状态，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弱势群体。2.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虽然可以找到工作,但工种一般较辛苦,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通常由他们承担。在法律上，关于他们的权益保护规定不足，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明显歧视。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倾斜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制度上的藩篱造成社会的进步不能良性互动地带动农村的发展。人数最多的阶层成为弱势群体。
   （二）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援助制度依托
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无论是从其宗旨还是从其性质，都能找到弱势群体保护的理念依托。
1、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及宗旨来看      
从学理上解释，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为经济困难的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所属人员，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等或者民事或行政诉讼原告提供法律帮助(资助、救助、扶助、救济、优惠等)的活动。它是通过法律扶贫、扶弱、扶残，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是建全民主与法制的一件大事。正如肖扬说的：“我开始设想的法律援助是广义的，既包括诉讼费的减免，又包括法律费的减免，目的就是想解决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问题”[转引自郑功成著：《社会保障与弱势群体保护》，参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64640.htm]。这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扶贫救弱的本质。 
2、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分析     
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的界定归类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第一，慈善行为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慈善行为”[郑天姝著：《法律援助：一种慈善行为》[C]，载《检查日报》，1996年8月21日。]，是人们出于良心，道德责任自发而为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无强制性可言，提供法律援助靠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人们并无法定义务，政府不能以强制力作后盾加以干涉。第二，社会保障制度说。这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张志越著：《法律援助及社会保障》[J]，载《中国律师报》，1997年2月15日。 ]。法律援助是弱者的福音，是政府、社会伸向贫穷者的援助之手，法律援助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程序保障，当社会成员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害时，他们有权借助法律援助保障自己权利的最终实现。第三，国家责任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财政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当然还包括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管理责任等等”[章武生著：《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第四，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法律救济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张耕生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从诸多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来看，该制度都渗透着弱势保护的深刻含义。
二、 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保护路径的困境
法律援助在国际上施行已久，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还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在新中国成立前，法律援助根本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在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从未形成过法律援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亦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有零星体现。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除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之外，还增加和修改了许多法律法规，以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城市收容管理条例》的废除等等。但是就总体状况和面临的形势而言，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一）弱势群体自身劣势显著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绝对数庞，增长趋势明显。从总体特征上分析，除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外，我国弱势群体在以下方面还存在显著劣势：（1）年龄偏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低。以下岗职工为例，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两高”（年龄偏高、女工所占比例高）现象。（2）社会地位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极为有限。在某些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报酬低，并且经常被无端的拖欠和扣发。（3）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民主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相关制度建设的欠缺，许多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不知道或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维权。
（二）思想上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还缺乏认识。
法律援助是政府依法建立的，使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能表面地把法律援助看成公益事业。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是构成国家司法公正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舍。但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阻碍了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进程。比如，认为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应交给社会去办，政府有钱就办，钱少少办，没钱不办：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服务，应交给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去办，法律援助不应是律师的义务；机构、经费免谈等等。所以说，法律援助要健康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在援助范围、法律责任及援助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界应积极加强学习，切实更新观念。 
（三）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其他保护措施亟待健全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及推行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能有效扩大制度的推行效果，反之则会拖制度的后退而缩小其推行效果。法律援助制度亦是如此。当前我国针对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但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善：    
所谓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体系，即指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以及以此为核心但散见于《宪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的总称。它由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宪法》相关条款、涉及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律条款以及其他相关行政规章等板块组成。目前，尚有许多弱势群体及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的专门立法尚未出现，如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等，这使得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因为法律空白而无法得到有效维护。还有我国最需要保护的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群体，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还亟需修改，如适用对象过窄、可操作性不强等。      
三、 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学透视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至少应该在一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保护： 
(一)健全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健全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能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该立法体系的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方面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确立，既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依据，又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所要实现的最高目的。法律援助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      
2.部门法和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方面    
就部门法来讲，其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首先必须以《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同时也要在立法精神和条文内容上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一致并与之相配套。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老年人保护法》已经有了这项内容，而在未来的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其他一些相关的部门法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国家赔偿法》以及目前尚未出台的保护失业工人的法律等，都要增加或写入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此外，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还应当适时地参加、缔结有关法律援助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同样要与的原则规定相一致，并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协调。      
3.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方面    
我国幅员辽阔而且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特殊国情决定，《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以后，地方相关立法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各地可视情况需要，在不与《宪法》规定相冲突、不与中央的统一立法相矛盾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体、操作性也更强的地方法规，来规范本地区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及法律援助工作。 
(二)加强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建设      
1.加强《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操作性立法的建设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和《意见》颁布实施半年来，国家至今却未出台一部统一的操作性立法。对于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如法律援助的机构、资金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都缺乏相关管理办法。致使《条例》中许多规定都缺乏一个权威的解释认定，从而给《条例》的施行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应当尽快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资金使用和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调，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促进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配合与协作。      
2健全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的弱势群体现在和将来的较长时期内，是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应当在农村的乡镇、城市的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名称可为“法律援助办事处”或“法律援助所”。这样，加之采取属人原则为主、属地原则为辅的法律援助管辖，以适应我国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以使贫弱群体者及时、就近获得法律援助。同时还应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清理整顿自收自支、有名无实的法律援助机构，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援助资源，确保法律援助机构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3. 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     
错误结婚与错误离婚的认定和处理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违反结婚登记程序，所涉及的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对此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说要讨论的主要是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也不属于违反结婚登记程序的结婚错误与错误离婚的处理问题。
　　结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与不该结婚的人结婚。结婚或离婚意思错误。离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不该离婚而离婚。
　　结婚、离婚错误，合称婚姻错误，婚姻错误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民法上的意思错误，就是因理解或判断错误而发生的意思表示错误，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行为不一致。婚姻意思错误的内容很广，包括：1.“人之同一性”错误，如将甲误认为乙。2.“人之性质”错误，即对婚姻当事人的身份或品质认识错误，诸如社经地位、学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等认识错误。3.对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把婚姻行为误认为非婚姻行为等。4.在离婚错误中，还包括对离婚原因认识错误（如误认为对方有婚外情，但离婚后发现属于认识错误，对方并没有婚外情，等等）。
　　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１１９条、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 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大陆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
　　关于婚姻意思错误的效力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24条、 [1]《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1315条、1316条） [2]、澳门民法第1504条， [3]都规定可以撤销其婚姻。《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35条、 [4]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 [5]《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 [6]则规定为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没有关于婚姻意思错误效力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看，对婚姻意思错误，一般都按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处理，即撤销婚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作法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身份关系注重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宜采取表示主义，而不从意思主义，故应以身份行为意思错误为有效。但在认识错误中，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不能认为婚姻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与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人之同一性”有错误，也不能按照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在我国，婚姻当事人之“同一性” 错误，因其双方无结婚合意，可认定其婚姻不能成立。关于“人之性质”错误，应当认定婚姻为有效。否则，误认为他人未婚或富翁，而实际上是已婚或不是富翁，婚姻即可撤销。这不符合婚姻的特点。总之，婚姻意思错误，不能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意思错误的规定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意思错误无效或可撤销，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与民法总则中的无效或可撤销并非同一原理。因此，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不适用于婚姻或遗嘱。” [7] 迪特尔•梅迪库斯在谈到撤销权范畴的界定时说：“《婚姻法》第31条至第34条也为婚姻(Ehe)规定了一些撤销事由。这些事由虽然在很大程序上与第119条、第123条规定一致，但是婚姻法对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完全不同于第142条及以下条款的规定。因此，《婚姻法》使用的术语也不是“撤销”(Anfechtung)婚姻，而是解除(Aufhebung)婚姻。因此，一般的撤销规则对此不适用”。 [8]
台湾学者戴炎辉、 戴东雄先生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第88条），亦不能适用亲属法。根据戴先生的观点，“在身份行为，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则因意思之不一致而无效，非仅可撤销而已；倘系关于‘人之性质’错误，亦应适用亲属法规定（民997条、引不告知重要事项而为欺诈），或类推适用亲属法规定”。 [9]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亲属法规定欺诈姻可以撤销，因而，对于婚姻意思错误中“人之性质”错误，直接按照欺诈婚姻或类推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国婚姻法没有欺诈婚姻可撤销的规定，对于“人之性质”错误，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在我国，除了“人之同一性”错误可以作为婚姻不成立处理外，对“人之性质”错误，除非有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应当按有效婚姻处理。
如林某（女）在刚刚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随即被人介绍与杨某恋爱，林某与杨某相识几天即发生关系。一个月后林某发现怀孕，即告诉杨某。不久，林某与杨某登记结婚。婚后林某生育一男孩。杨某发现孩子不像自己，便单独进行鉴定。结果证明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杨某便以林某怀有他子嗣与自己结婚，属于欺诈行为，起诉至法院要求宣告与林某的婚姻无效，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林某提出，“在与杨某恋爱时，自己已经将与李某恋爱并发生关系的事实如实告诉了杨某，本人并无欺骗行为，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自己并无任何怀孕的症状反映。自己一直以为是与杨某交往中怀孕，对此，杨某当时也并无任何疑虑”。 杨某则说，“如果我当时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会与林某结婚。这也属于‘重大误解’（即意思错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重大误解’可以撤销，也应当撤销婚姻”。
　　我们认为，婚姻等身份的无效和撤销，有其独立的评判标准，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认识错误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因而，杨某的意思错误，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如果杨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引起了夫妻感情破裂，可以按离婚处理。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亲属法有其特殊性质，而与债法、物权法大有径庭，尤其与民法总则之关系究应如何适用，殊堪研究”。 [10] 我国民法理论虽然对亲属法与民法总则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但不能将“大率以财产交易为内容的民法总则”，完全适用于亲属法， [11] 已经成为共识。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用民法通则中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判断婚姻有效与无效，是错误的。事实上民法总则中的行为之能力、意思表示虚假、欺诈、错误、代理、附条件或期限、善良风俗、诉讼时效等，都不能适用婚姻法。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一编的内容专门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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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473页。
[2]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14版，第296页——297页。
[3] http://bo.io.gov.mo/bo/i/99/31/codcivcn/codciv1501.asp
[4]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页。
[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9——130页。
[6]费安铃、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第46——47页。
[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8]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561页。
[9]戴炎辉 戴东雄《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修订版，第8 页。
[10]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6月四版，史尚宽先生自序。
[11]林菊枝《亲属法新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２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