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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司法活动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的重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职务犯罪预防，是检察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饱览历代兴亡历史的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① 清朝顺治说过:“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②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十分严重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去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２００４”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共挪用公款１５０亿至３５０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６９５美元。③这样的政府，人民难道还能容忍它存在下去吗？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是它必然的结果。
国家是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廉洁问题上过不了关，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愚弄百姓，势必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之中。例如，个别地方出现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群体事件，其中，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满干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腐败问题引起的。虽然，这只是局部、个别现象，但如果不加以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旦矛盾激化，后果就不堪设想。
可见，我们自觉地做好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遏制了职务犯罪高发的态势，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定的太平盛世。
2、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价、高效政府。
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贫困、落后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有和谐可言的。恩格斯在谈到贫困问题时曾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④而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好的经济体制，以合理调配资源，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必须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廉价、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建设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将职务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７００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００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重要的治国理念。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治国理念，就是把预防腐败作为政府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对公共服务人员（国家公务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严肃的制度管理、严密的考核奖惩。新加坡政府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使公务人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从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和高效。⑤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茅。
如果政府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则必然要阻碍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原副省长，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大权在握，在人事问题上独断专行，在经济发展上虚报浮夸，并大肆收受贿赂，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涣散了民心，给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王怀忠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一手酿成的苦果只能自己吞下。但是，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⑥
做好了预防工作，就能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健全工作机制，规范权力运作，建设廉价、高效的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优质服务，就能有力地促进社会进步。
3、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时，首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机。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发现，理解历史的钥匙不是国家、政治社会，而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因此，理解历史的钥匙，实际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1842年他在《莱茵报》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同时也决定政治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的根本冲突。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人们的社会结合是为了取得共同的利益；革命也是为了利益。恩格斯说：“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可见，利益在处理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处理利益关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能够按照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去要求自己，去实践，爱人民、尽职责、讲奉献，就能廉洁自律，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血肉关系、鱼水关系，社会就是一片和谐的景象。焦裕禄、孔繁森的先进人物，就是这样的典范。
但遗憾的是，由于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环境给公务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利用人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这样说，腐败分子，是新时期的剥削者，是和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部分。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虽然是少部分，但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这样的人，如果任其发展开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必将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我们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民心凝聚，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4、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毋庸讳言，现在的社会风气，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很多，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一部分公务人员自身要求不严，素质不高，行为不够检点甚至违法乱纪，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务人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一言一行，起着示范的作用。真善美的行为，能够熏陶许多善良的人们。而假恶丑的行经，无疑在社会的染缸里注入了墨水。
我国儒家学说是十分重视官员的修养的，孔子曾经说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古代经典著作《大学》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告诉学生，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即内心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还须积极入世，做个圣明的统治者，人生奋斗过程是“八条目”，即实现“内圣外王”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把自身修养，放在首位，摆在基础性的位置。只有前几者做好了，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很有道理的。自己都做不好，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怎么去管理社会，怎么能去为社会服务，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呢。
建国初期，社会风气很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境界。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党员队伍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练，培养出了高尚的情操，为人民群众树立了象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典型。公务人员榜样力量，感染了一代人的思想道德，使社会风气，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朽状态，一下子转变为清明的世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后，有一批公务人员没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追求享受，金钱至上，导致权力异化：不惜用人民委托其行使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大肆贪污受贿；有的则抵挡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上行下效，这些人的不良言行，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起着很坏的作用。
我们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努力解决职务犯罪发生的机理问题，促使公务人员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努力成为道德上的完善之人。有了一支人民群众信服的、倍受人夸奖的公务人员队伍，我们还愁社会风气不会好起来吗。
5、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市的进程。
法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从严治吏。“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 。”⑦“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⑧而贪污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从来不可能严格执行法律，他们往往把法律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职务犯罪是与依法治市水火不相容的。
从守法的的角度来将，依法治市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首先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模范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守法，无视法律，甚至亵渎法律，就很难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言教不如身教，违法者去教育他人守法，其效果可想而知的。
国家工作人员的守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模范地遵守各项法律，还应当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自觉地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来约束自己的执行职务的行为。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从法治意义讲，国家工作人员的后类守法行为，更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工作人员要不折不扣地做到上述要求，就必须远离职务犯罪。任何腐败行经，都必然破坏法制，损害依法治市的进程。因此，积极主动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使广大干部都能把法律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觉的遵守法律，减少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从而确保依法治市能够顺利推进。







注释：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
②《大清世祖皇帝实录》。
③news.sohu.com/2004/03/26/10/news219611003.shtml搜狐新闻。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⑤www.sinolaw.net.cn/news/fanfun/ffxw/2004810143655.htm中国法治网。
⑥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1231/
11596377.html中华网。
⑦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⑧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苗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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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语言、文字、动作、图像或者其他方法，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本罪是简单罪状，刑法对于该罪行为内容的规定仅仅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传授”词性为动词，意思指把学问、技艺教给别人，如传授技术、经验等。要科学把握该罪的行为内容和停止形态，必须正确理解“传授”这一概念具体、准确的含义。

1.传授的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口头讲解、身体示范、观摩影像，公开或秘密的，当面或者转授的，一人传授一人或多人，多人传授一人或多人等。这里，关于传授方式的理解，应注意两点：

第一，强制、胁迫等方式可以成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案例—[第651号]李祥英传授犯罪方法案——强迫他人学习犯罪方法后，胁迫其实施犯罪，应如何定性（以下简称李祥英案）。该案解决了笔者当初思考本罪的一个疑问，就是犯罪方法的传授是否可以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进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本身并不常见，不易发生，而最高人民法院用实际发生的案例表示了支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本罪在实际生活中传授方式的多样性。

第二，网络媒体的介入，导致新型传授方式的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方法也不例外。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传授犯罪方法，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审结的利用感冒药制造冰毒一案，犯罪人王某利用网络传授制毒的方法最终获刑。利用网络媒体传授犯罪方法的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黑客学校。这些黑客学校的授课内容几乎囊括了各种病毒、木马制作技术和各种网络攻击技术，是造成当今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利用QQ或QQ群等即时通讯软件或者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对其中属于本罪行为内容的，应当进行有效的规制。

2.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目前，学界已趋于形成一致的观点，即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而不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3.传授的态度，分为主动传授与被动传授。主动是指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被动是指待外力推动而行动。具体到本罪中,外力则是指非基于传授者本人意愿或意志的外在力量，如被传授人的影响、第三人的推动等。传授者的态度差别，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笔者认为，传授者的态度问题影响到传授人与被传授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刑罚的量定。按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同样的条件下，主动传授者的所判刑罚应该重于被动传授者。之所以这样认定，在于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虽说是社会法益，但其中也牵扯到被传授人的个人法益。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被害人的承诺”。被害人的承诺，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以特定方式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许。被害人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是刑罚处轻事由，即被害人的承诺不否定犯罪的成立，但是，对所成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具有被害人的承诺而将被害人杀死的行为，只成立承诺杀人罪，而不成立普通杀人罪，这种意义上的被害人承诺，因为不只是涉及个人法益，也涉及社会法益，只是部分的承诺，不具有全部的效力，是不完全的被害人承诺。同样，传授犯罪方法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法益，但也涉及被传授人的法益，在被动传授的关系中，传授人的传授行为可能源于被传授人的央求、引诱甚至是强迫等。在这种关系中，被动传授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远小于主动传授人，应当在定罪量刑时得到相应的体现。

4.传授的对象。传授的对象即所传授的犯罪方法针对的具体人。对于传授对象的范围，学界有着两种观点：一、从犯罪对象上来说，本罪的对象则没有这种限制，不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都构成本罪。二、对被传授人的年龄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行为人对其传授犯罪方法的，就可以构成本罪。相比较这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范围的缩小。依据第一种观点，即使向完全没有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人传授犯罪方法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实这是为了惩罚传授人而最大化的扩大了对象范围，具有立法时鲜明的时代印记。而第二种观点，则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刑事责任能力之外引入“接受能力”的概念，作为判断传授对象的标准，不再是一切对象，这样也就排除了完全无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对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接受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很多，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易统一。

依笔者拙见，应该继续沿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出改变，就是本罪针对不同的传授对象而发生时，做出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原因在于，这里牵扯“传而未受”“传而受不了”的问题，即由于传授人的原因，传授的犯罪方法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发出或清晰地发出，导致无法接受；又或者由于被传授人的原因，接受信息的能力缺乏或者不完善，导致信息毁损。这样的情况，从被传授人的角度看,他是否学会,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是决定因素,所以对造成的危害不能仅让传授人负责。我国的刑法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行为刑法，导致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关心程度偏低，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传授人确实具有犯意的主观恶性，但诚如以上观点所言，犯罪是否实际发生主要取决于被传授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刑法的理论强调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已将其上升为犯罪的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还有（也许主要是）那些以其行为表明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个人。因此，如果仅仅致力于解决犯罪行为的问题，就等于仅仅是治理恶之表，而不追究恶之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