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24日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3月25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屏边苗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屏边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内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彝族、壮族、瑶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玉屏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自主地管理自治县的经济、文化事业。从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自治县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民族团结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侵犯公民权利、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以及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继承和发扬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提倡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商品观念，克服平均主义，自觉地改革妨碍民族兴旺发达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各族人民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保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一切经济罪犯和刑事罪犯，依法禁止和取缔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成员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的名额，并有苗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应逐步达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自治县县长由苗族公民担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各工作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成员中，至少配备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应配备相当数量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自治县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者苗族语言文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苗文的研究、规范和推广工作。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有苗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在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应配备有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或者苗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或者苗族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或者苗文。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培养各民族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并且特别注意从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可以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同时做好城镇的劳动就业工作；在招收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职工时，可以适当放宽录用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职工的培训工作，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各民族的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和进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外来人才，对外地来本县工作满二十年以上的国家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授予荣誉证书，并分别情况给予优待。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根据自治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要充分发挥山林、矿藏、水能资源和亚热带气候的优势，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林业为重点，多种经营，农、工、商、运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农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要增加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各种加工业的商品生产基地，并且把它们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
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和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要积极发展重点户和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责任山均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
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林政管理，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严防山林火灾，加强林木病虫害的防治。
自治县内不宜耕种的陡坡地、开荒地、轮歇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要全面规划，分批治理，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年采伐量低于年生长量的原则，合理制定年度采伐计划。采伐林木必须经过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
农村居民在自留地、自留山及指定地点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产品自主处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在指定地点植树造林，谁造归谁所有。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势，继续实施和完善商品林基地县的建设发展规划。要合理调整林业内部结构，在大力发展用材林的同时，重视经济林、水源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珍贵树种的发展与保护。加强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并在国家的扶持下，多
渠道筹集造林资金，加速商品林基地的建设。
自治县的林业生产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在巩固和发展乡（镇）、村、社集体林场的同时，大力发展户办、联户办的林场和林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林木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林木种植、抚育、采伐、加工、运输的指导和服务。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执行以私有私养为主的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同时积极发展水产业和其他养殖业。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制定特殊政策，采取有力措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种植加工、畜禽产品加工和运销等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要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积极发展木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采矿、水电、建筑、建材和制药等工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能力。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编织、染织、刺绣、造纸等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在资金、原材料和技术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十分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发展户办、联户办、村办、乡（镇）办、乡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在税收和信贷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信息传递、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扶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鼓励和指导乡镇企业开矿，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在国家的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速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加强对乡村公路、桥梁、驿道的维护和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根据方便人民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经营，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的作用，为发
展商品经济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农民经商，发展个体运销户，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边远贫困乡村，列为扶持发展的重点。从贫困乡村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措施，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增加投资，并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照顾。要组织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的配套支持，使当地人民逐步走上能够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发展
生产，改善生活的道路。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基本建设，除国家安排的项目外，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生产性和开发性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自治县的城镇和集市建设，坚持统一规划，就地改造的方针，逐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并充分发挥城镇和集市在流通、信息、金融、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作用。
自治县的农村住房及公共设施建设，要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劣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环境保护。要绿化美化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森林、矿藏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开发资源。凡是到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民族机动金应主要用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要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肃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如有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努力扫除青壮年文盲。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各级各类学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其公用部分逐步增长。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要切实办好民族中学、民族小学，发展、巩固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高小班，并创造条件举办民族职业中学。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自治县内各级各类学校，在招收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时，适当放宽录取条件。
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乡村小学，要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普及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重点做好林业、粮食、茶叶、南药、果品和畜牧业的技术推广工作。
自治县建立技术培训中心，对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和基层干部进行适用技术培训，为发展商品生产培养人才。
自治县的科学技术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增设文化和体育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活跃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古迹和烈士陵园。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广泛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医疗机构和卫生队伍的建设，有计划地培养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应用。并且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规定，鼓励集体办医，允许经过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禁止巫婆神汉利用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督工作；依法加强对药品的监督管理，取缔假药劣药。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稳妥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倡优生优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每年7月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1988年3月25日
[摘 要] BOT（或者PFI/PPP）概念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概念。基于复杂的原因，国内BOT实践并不十分规范，业内人士对BOT（或者PFI/PPP）的理解也有区别（歧义）。笔者尝试着以菲律宾BOT法为角度（或者标准）为大家做一下梳理，揭示BOT模式同传统工程承发包模式的不同；笔者就如何理解《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建市【2006】6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笔者建议尽快出台有中国特色的“特许经营法”来规范中国BOT实践。
[关 键 词] BOT模式 BT模式 PFI/PPP 通知 政府投资
一、引言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题目为《政府投资项目BT承包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的文章。该文作者“经对政府投资项目BT承包合同的合法合规性及法律后果进行分析”得出“BT承包合同属于违规合同，但一般不是无效合同；在BT承包模式下，BT承包合同约定的融资人超过银行贷款利息以上的投资回报有可能无法得到法律支持”的结论。仔细研读该文后，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及商榷意见，供对BT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二、BT的内涵及外延-以菲律宾的BOT法为角度
BOT 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概念, 1984年土耳其首相厄扎尔决定引入民间资金兴建基础设施并制订了世界上第一个BOT法 (土耳其法律No.3096)，首次使用了BOT(Build-Operate-Transfer)的称谓，后来这一缩略词成为该模式的通行语。BOT 理论强调“民间投资、用者偿还”，政府无须投入财政资金就可向公众提供服务并且不构成政府的外债和内债，但政府要提出奖励计划以吸引民间投资，例如免税等。BOT模式在国际上现在得到广泛的运用，发达国家多使用PPP的概念。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论述PPP概念时，均是以BOT模式来说明PPP本质特征！
1、 中国BOT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至今没有BOT法律。1994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BOT一种方式，没有揭示BOT的内涵及外延。1995年8月21日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在《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对“建设—运营—移交投资方式（通称ＢＯＴ投资方式）”下了个定义“本通知所称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是指外商建设—运营—移交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部门通过特许权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项目授予外商为特许权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期满，项目公司将特许权项目的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2004年建设部126号令《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和2005年国务院国发(2005)3号文《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无BT、BOT等方式的定义。以上规章构成了中国有关BOT法规的雏形，为中国BOT项目的运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于BOT项目实施的较为完善的法律环境。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望文生义、按需解释“建设-运营-移交”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影响了BOT模式（包括BT模式）规范性推广，全国各地的实践五花八门。更让人担心的是，有些地方把不是BOT模式当作BOT模式来运作,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中国没有BOT完善的立法，笔者以菲律宾的BOT法来揭示BOT的内涵及外延，因为菲律宾BOT实践已是相当的成熟。
2、以菲律宾BOT法为角度。
菲律宾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使用BOT概念的。首先，从菲律宾的BOT法的立法上来使用BOT的概念，BOT代表该种项目开发形式的通行语，属于广义上来使用BOT概念。该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是同发达国家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是在同一层面上（FIDIC使用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私人融资计划）来说明PPP概念）；其次，BOT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它的目的就是使一个或多个私营实体获得政府授予特许权，负责某一特定项目的筹资、实施和管理。菲律宾BOT法中规定了九种BOT模式，这是在狭义上使用BOT概念。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也在狭义上使用BOT概念。
1990年，菲律宾国会颁布了亚洲第一个BOT法，即“共和国法案6957号”(REPUBLIC ACT NO. 6957)。在该法的第一条做了明确政策宣示： It is the declared policy of the State to recognize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s the main engine for 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 most appropriate favorable incentives to mobilize private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在该法的第二条中当时只定义了BOT、BT两种模式。
1994年菲律宾国会重新颁布了BOT法 ( REPUBLIC ACT NO. 7718 )，该法将原来的政策宣示做了修改：It is the declared policy of the State to recognize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s the main engine for 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 most appropriate incentives to mobilize private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 of fin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normally financed and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Such incentives, aside from financial incentives as provided by law, shall include providing a climate of minimum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and specific government undertakings in support of the private sector。明确的宣示了BOT模式是由私营企业承担过去应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基础设施融资、建造、运营、维护的义务。在该法律的第二条中定义了BOT、BT、BOO、BLT、BTO、CAO、DOT、ROT、ROO共9种模式。该法第2条[c]款定义了BT:“建设-转让——一种契约性安排，项目建议人据此承担授予的基础设施或发展设施的融资和建设，并在建成后将它转让给政府机关或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后者按商定的分期付款时间表，支付建议人在项目上花费的总投资，加上合理比例的利润。这种安排可应用于建设任何基础设施或发展项目，包括关键设施，由于安全或战略的原因，这些设施必须由政府直接经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BT的法律定义。虽然，BT模式可以“应用于建设任何基础设施或发展项目，包括关键设施”，但许多文献遗漏了菲律宾BOT法BT定义中后面关键一句话“由于安全或战略的原因，这些设施必须由政府直接经营”，正是由于“由于安全或战略的原因，这些设施必须由政府直接经营”才省略了一个O。从BT同BOT的关系而言，BOT模式是常态，BT是特例。1990年菲律宾BOT法将投资人统称为Contractor (订约人)，1994年才改为Proponent (建议人)，由于建筑业的Contractor指“承包商”，于是有些文献将工程承包方式也当作民间融资基础设施的方式，声称BT就是承包商带资施工而政府“回购工程”。EPC是工程总承包模式，但是EPC模式没有强调投融资义务。BOT模式是由项目主办人（投资人）承担融资义务。在BOT模式下可以适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在传统工程承发包模式中也可以使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
综上所述，无论BOT或BOT变种包括BT： 承担融资义务的是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或是政府授权人.政府部门可以提供补贴、入股或者是提供担保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但是，BOT或BOT变种包括BT不是政府融资模式是十分明确的！
三、如何理解《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
2006年1月4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该通知”），该通知要求“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如何理解该通知呢？
1、该通知是有明确适用条件的，该通知要禁止是政府投资项目（传统工程承发包模式或者总承包模式）的承包商的带资承包（或垫资承包）。
该通知中对“政府投资项目”和“带资承包”的定义，是理解该通知适用范围的关键（钥匙）。“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各类专项建设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国家主权外债资金建设的项目。“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业企业垫款施工。
笔者认为：所谓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承担整个工程的融资！在传统工程承发包模式或者工程总承包模式下，支付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及工程最终结算款的法律义务是业主也就是投资方—政府的义务，承包商没有带资或垫资的法律义务。套用国际上一句名言：The Employer gets what he has paid for and the Contractor gets paid for what he has done，要求承包商带资或者垫资的要求，既不合理更不合法，当然应该严禁。
2、从通知的题目就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不严禁非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融资角度)进行建设（对非政府投资项目不严禁带资承包）！对BOT模式（英国称之为PFI模式（私人融资计划））的“带资承包”并不在该文的适用范围之内。
四、商榷意见
1、该短文前言中对“BT承包模式”定义界定的就是传统的“施工承包”模式，连“工程总承包”模式都算不上。
在该短文前言中，作者对“BT承包模式”下了一个定义：“BT承包模式”是政府投资项目目前采用的建设模式之一。该模式要点是经政府授权或委托的项目业主选择具有建筑施工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作为项目的投融资主体及施工单位（以下简称融资人）与之签订BT合同，约定由该企业完成项目的投融资工作，并负责项目施工，项目完成后，项目业主按约定条件收购项目。
笔者认真的研读了该定义，该定义的法律关系十分明确而简单，就是“政府→承包商”：业主（发包人）是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项目业主；承包人是具有建筑施工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带资承包人实际上是可怜的垫资人），该定义强调的是项目主办人负责融资义务（实为垫资）又负责完成具体项目施工。笔者无论如何得不出该定义界定的是“BT模式”结论，反而得出该定义界定的“BT承包模式”实际上是传统承发包模式连“工程总承包”都算不上的结论。既然项目业主是“政府授权或委托的项目业主”，何来“项目业主按约定条件收购项目”一说？项目本身就是业主的呀。而BOT模式包括BT的法律关系是“政府→投资人(项目公司)→承包商”，投资人是项目业主。作者在该文一中的“BT承包合同与带资承包合同并无本质区别”的结论，笔者也得出同作者一样的结论。但是，笔者同该文作者结论的区别在哪里呢？作者的结论是“BT承包合同”就是“带资承包合同”换句话讲“BT承包模式”就是“带资承包模式”；笔者的结论却是“冠于BT头衔的承包模式”实际上是“传统的承发包模式”。
如果该短文认定或者理解“BT承包合同”就是“传统的承发包模式”的话，将短文标题中的BT两个字母去掉的话（也可以不去掉），该短文标题就没有内在的矛盾了。如果不将该短文标题中BT两个字母去掉的话，十分清楚BOT模式的法律概念的人士就会认为标题中的BT两个字母同“政府投资”并排放在一起是矛盾的。
2、该文称：“严禁带资承包通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完善宏观调控，防止政府投资项目超概算”。BT承包模式下，政府（或政府授权委托主体）的主要义务是以财政资金回购项目，在BT承包模式下，因政府除支付项目建设成本外，还要支付融资人投资利息及投资汇报，项目投资概算控制因素增多，概算控制难度更大。因此如采用BT承包模式，严禁带资承包通知之“完善宏观调控，防止政府投资项目超概算”实现难度更大。”
该说法是不成立。虽然“在BT承包模式下，因政府除支付项目建设成本外，还要支付融资人投资利息及投资汇报”。但是，由于BT项目的融资风险是由BT项目投资人来承担的，只要政府部门做好项目的前期概预算，BT模式恰恰可以“防止政府投资项目超概算”的实现。笔者强调的是：腐败问题不是BT模式的错。
3、该文称：“严禁带资承包通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在BT承包模式下，政府负有依约支付“项目回购款”的义务，在带资承包模式下，政府的主要义务是支付建筑企业垫支的工程款。该两种模式均构成政府债务，只不过名目不同，一为“项目回购款”，另则为“工程款”。不管采取什么模式，一旦财政资金安排出现问题，则政府欠款问题及其连锁反应将无法避免。因此，在该种意义上，除BT承包模式下政府需额外承担项目投资利息及回报外，BT承包模式与带资承包并无实质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