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沧州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政府
沧政发[2005]36号
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沧州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理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沧州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沧州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禽流感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鸡、鸭、鹅、火鸡、鹌鹑等）烈性传染病。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为A类动物疫病，我国也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为确保在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时，能够做到及时、高效、有序地进行应急处理，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造成的危害,保障人体健康和养禽业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河北省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和《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例》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应急指挥系统和部门分工
（一）应急指挥系统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成立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应急防控工作。
指挥部由本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指挥长，成员由财政、国资委、发展改革、监察、宣传、畜牧、公安、卫生、交通、民政、农业、科技、林业、海关、食品药品监管、质量技术监督、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工商行政管理、铁路等有关部门和武警部队的负责同志组成。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市畜牧水产局，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二）预案的启动
在21日内有2个县（市、区）发生疫情，或疫点达到3个以上，沧州市人民政府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在1个县份内发生1起以上疫情时，疫情发生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三）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工
1、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制定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疫情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疫物资储备计划。
2、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免疫、扑杀、监测、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疫情应急工作及物资储备所需的经费，并加强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3、公安部门负责疫区封锁，协助同级畜牧管理部门实施强制扑杀工作，做好疫区社会治安工作，配合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对通过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运输禽类及其产品的车辆进行拦截、检查。
4、林业部门负责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的资源调查和观测，组织专家分析和提出有关陆生野生动物的分布、活动范围和迁徙动态趋势等预警信息；协助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工作；发生陆生野生动物疫情，会同有关部门快速采取隔离控制等措施。
5、卫生部门负责人间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预防工作，防止感染人。
6、商务部门配合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做好禽类屠宰厂的防疫工作，加强商场、超市、餐馆等畜产品销售场所的监督管理，适时组织市场调控，维护市场稳定。
7、交通、铁路部门负责优先运送疫情应急工作人员及有关物资、药品和器械，保障应急工作有关的车辆畅通。
8、科技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攻关研究。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关闭疫区内的禽类及其产品交易市场，依法查处违法经营禽类及其产品的行为。
10、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负责出入境禽类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防止疫情传入传出。
11、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1）负责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监测、疫病诊断和疫源追踪。
（2）提出疫情控制和扑灭的技术方案。
（3）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封锁建议。
（4）监督指导对疫区内禽类的扑杀和死禽、禽类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以及对疫点、疫区内的污染物和场所实施消毒及无害化处理。
（5）组织对受威胁区内的易感染禽类实施强制免疫。
（6）监督管理受威胁区内的易感染禽类及其产品的生产、贮藏、运输和销售等活动。
（7）建立紧急防疫物资储备工作，储备疫苗、消毒药品、消毒设备、诊断试剂、防护用品、封锁设施和设备、无害化处理用品等。
（8）评估用于应急工作的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强制免疫、监测等项工作所需的费用及补贴，安排资金使用计划。
（9）负责疫情应急处理预备队的培训工作。
（10）参与开展对疫点、疫区及周围群众的宣传工作。
（11）及时与同级卫生部门及有关单位互相通报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民政部门负责在采取扑杀行动时，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赔偿工作。
13、监察部门协助畜牧兽医部门做好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工作。
14、军队和武警部队负责本系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工作，并积极支持配合驻地的疫情应急工作。
15、其它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本行业按照市政府和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的部署，积极参与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应急工作。
二、疫情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类出现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县级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立即派技术专家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立即报告市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办公室立即派专家组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凡怀疑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必须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至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三、疫情确认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按照下列程序确认：
（一）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必须立即派出2名以上具备规定资格的防疫人员到现场进行临床诊断，提出初步诊断意见。
（二）对怀疑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必须及时采集病料，由市畜牧兽医工作站负责将病料送至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验室，进行血清学检测。
四、控制措施
一旦发生疫情，要按照“早、快、严”的原则坚决扑杀，彻底消毒，严格隔离，强制免疫，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一）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划定办法
1、将病禽所在禽场或其他有关屠宰、经营单位划为疫点；散养的，将病禽所在的自然村划为疫点。
2、以疫点为中心，将半径3公里范围内区域划为疫区。
3、将距疫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划为受威胁区。
（二）疫点内应采取的措施
1、扑杀所有的禽只，并对所有病死禽、被扑杀禽及其禽类产品按国家规定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
2、对禽类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3、对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消灭病原。
（三）疫区内应采取的措施
1、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设置动物防疫消毒站，对出入的车辆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2、扑杀疫区内所有禽类。
3、关闭禽类产品交易市场，禁止易感染活禽进出和易感染禽类产品运出。
4、对禽类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5、对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消灭病原。
6、根据需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对疫区实行封锁。
（四）受威胁区应采取的措施
1、对所有易感染禽类采用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进行紧急强制免疫接种，并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
2、对禽类实行疫情监测，掌握疫情动态。
（五）疫源分析及追踪调查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分析疫源及其可能扩散、流行的情况。对仍可能存在的传染源，以及在疫情潜伏期和发病期间售出的禽类及其产品、可疑污染物（包括粪便、垫料、饲料）等应立即开展追踪调查，一经查明立即就地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
（六）封锁的解除。
疫区内所有禽类及其产品按规定处理后，经过21日以上的监测，未出现新的传染源，由动物防疫监督人员审验合格后，认为可以解除封锁时，由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向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申请解除封锁。
（七）处理记录。
各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完整详细地记录疫情应急处理过程。
（八）非疫区采取的措施。
要作好防疫的各项工作，完善疫情应急预案，加强疫情监测，防止疫情发生。
上述（二）、（三）、（四）所列措施必须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实施。
五、保障措施
（一）物资保障。
市、县两级分别建立紧急防疫物资储备制度，分别储备相应足量的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物资。储备物资应存放在交通方便、具备贮运条件、安全的区域。
（二）资金保障。
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所需经费纳入市、县财政预算。本预案规定扑杀的禽类按国家规定给予合理补贴。
（三）技术保障。
1、加强禽流感防治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快速诊断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未经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禽流感病毒的分离、保存和使用。
（四）人员保障
1、设立市级高致病性禽流感现场诊断专家组。专家组负责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现场诊断，提出应急控制技术方案建议。
2、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组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疫应急预备队。应急预备队按照本级指挥部的要求，具体实施疫情应急处理工作。应急预备队由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人员、动物防疫监督人员、有关专家、执业兽医、卫生防疫人员等组成。公安机关、武警部队应予以协助执行任务。
3、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科普知识宣传，依靠广大群众，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实行群防群控，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七、其他事项
（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应急预案。
（二）从事禽类饲养、经营和禽类产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本预案的规定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本预案所做出的各项规定。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沧政发[2004]4号文件《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沧州市突发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同时废止。
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 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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