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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超薄塑料袋和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管理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市容环境管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利用超薄塑料袋和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超薄塑料袋是指厚度在0．025毫米以下（含0．025毫米，下同）的塑料袋。
本办法所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是指不重复使用的不可降解发泡塑料餐具。
第三条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超薄塑料袋和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容环境、工商行政、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公安、经济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相关规定，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第四条 经营者应当生产、销售、使用经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证登记的可降解超薄塑料袋和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第五条 本市禁止生产、销售或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
第六条 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本市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建设项目。
自2001年1月1日起，本市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现有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生产者，对其已生产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负有回收利用的责任，并应当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生产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市各类市场内、商场内销售或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以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没收、暂扣违章物品，并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罚款；在本市各类市场外、商场外销售或在经营中使
用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以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已实行综合执法的区、县，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依法予以没收、暂扣违章物品，并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罚款；未实行综合执法的区、县，由区、县市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没收、暂扣违章物品
，并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罚款。
对销售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以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无违法所得的给予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给予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超薄塑料袋以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情节较轻的给予2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给予1
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条 车站、港口、机场、绿地、公园、树木、河道、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养护管理单位，负责其养管范围内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的收集清理工作，并加强日常维护管理。
前款所列单位不履行及时清理其养管范围内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的，在已实行综合执法的区、县，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其改正，对不改正或改正不彻底的，非经营活动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经营活动处以2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实行综合执法的区、
县，由区、县市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对不改正或改正不彻底的，非经营活动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经营活动处以2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应对废弃的各类塑料制品实行分类收集。
对不执行前款规定的，由市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本市鼓励生产和推广使用可降解超薄塑料袋、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凡在本市销售可降解超薄塑料袋或可降解一次性餐具的生产单位，应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认证登记。
对经认证登记的可降解超薄塑料袋或可降解一次性餐具，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市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
经营者销售或在经营中使用未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认证登记的超薄塑料袋或一次性餐具，视为不可降解的超薄塑料袋或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依照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可降解一次性餐具的生产者对其生产的可降解一次性餐具负有回收利用的责任，并应当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0年7月12日
执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自主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解的内容，可以是一方自愿放弃一部分或全部权利，也可以是一方满足另一方的要求，还可以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执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和解却不象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调解那样，得到普遍的推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法院内部也对执行和解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法院内部片面强调全执结率，忽视了执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现象，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社会对执行和解的不认可。基于以上情况，有必要对执行和解的适用进行探讨，规范执行和解的适用程序，真正让执行和解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执行和解中存在的些许问题进行浅显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和立法建议，以资商榷。
一、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判定
执行和解的核心是执行和解协议。所谓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达成的合意，是执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所做的处分。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从法理上讲，和解协议是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债权债务在原法律文书的基础上而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不得违反。但是，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协议应当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和解的相关规定。然而执行和解的效力由谁判定，如何判定，在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依据上述规定，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执行法院对和解协议不应进行审查：该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中的调解。对执行和解来说，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当事人双方就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合意即可。
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实质性影响，加上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者胁迫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随时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执行程序的拖延与司法资源无谓浪费，执行法院不但应当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还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三是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主体是否适格、和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执行和解作为执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合法有效。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是执行和解成立的前提。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符合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执行和解的合意应当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法原则是指执行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和解协议应被确认为无效。其次，执行中和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却并不意味着法院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附条件、有限制的，在肯定执行和解的效力后，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执行和解发挥其功效。因此，确立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是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执行和解过程走出“无用功”怪圈的必然选择。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执行实际，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修改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在执行工作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基于此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未履行完毕前，执行法院对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应继续保持查封、扣押、冻结原状，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为了结束执行程序，自愿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执行活动，强制执行措施应当停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应该撤销。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在下列情况下，执行程序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终结，即执行和解具有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申请执行人在和解协议中放弃全部未实现权利的；和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除此之外，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中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继续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理论上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冲突。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它是建立在执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这一假设之上的，忽略了执行和解的多样性。在执行实务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对这类案件终结执行程序，停止和撤销强制执行措施是应当的。多数执行和解协议是延长履行义务的期限或变更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或履行方式，这只可以使执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执行程序必然终结，因为不少和解协议最终不能履行，需要恢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停止或撤销全部强制措施，将可能导致案件恢复执行后难以执行甚至最终无法执行，损害申请人权益，增加法院执行成本。还有一部分和解协议只是变更了原法律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未变更的部分还要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执行和解前的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处理进行了约定，那么就依其约定。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遵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把执行和解前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执行和解较好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依具体案情，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一般都应当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但执行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执行法院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对财产进行控制，行使权利，如办理抵押、质押等，使前一阶段的强制执行措施与达成和解协议的履行有效地衔接起来。但如果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可能给今后恢复执行造成困难的，就不应撤销这些强制措施，并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除非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这样，既可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减轻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避免因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所引起的财产失控等后果。
四、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和期限
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了三种恢复执行的情形，其中前两种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诉法新增加内容。对此，笔者认为，民诉法并没有规定此二种情形中提出恢复申请的时间期限，因此可能出现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而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等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二种情形应当更严格的掌握恢复执行的条件，避免申请执行人借口受到欺诈或者胁迫而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即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间内，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准许。这样，和解协议生效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隐匿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权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也会使恢复执行后的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对此，建议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借和解协议之机蒙骗申请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对促进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民诉法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个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和解协议的可诉性，即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